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犯罪已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环境犯罪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0亿至281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犯罪产业。在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犯罪分子开始将环境犯罪所得与绿色金融工具相结合，催生了“洗绿式洗钱”这一新型洗钱模式。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社会公平性构成威胁。本文聚焦“洗绿式洗钱”的核心特征、运作模式及风险，旨在为反洗钱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操借鉴。

一、环境洗钱犯罪的核心概念界定

1.1 环境洗钱的定义

环境洗钱是指犯罪分子将非法采矿、走私濒危物种、非法砍伐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金融工具或商业活动伪装成合法资金的行为。与传统洗钱不同，环境洗钱的上游犯罪直接指向生态破坏行为，其资金洗白过程往往与“绿色产业”绑定，具有更强的迷惑性。

1.2 “洗绿式洗钱”的内涵与演化

“洗绿式洗钱”是环境洗钱的高级形态，特指犯罪分子通过设立表面从事环保事业、可再生能源或可持续农业的实体，将环境犯罪所得注入其中，借助“社会责任”标签掩盖资金非法来源的行为。这一模式的兴起，与全球绿色金融政策红利密切相关，各国对绿色项目的补贴、税收优惠及监管宽容，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伞”。

二、环境洗钱犯罪的主要特征

2.1 伪装性：“社会责任”标签下的隐蔽性

犯罪分子在洗钱手段上愈发隐蔽且具有迷惑性，尤其擅长借助全球“绿色发展”的时代趋势，通过注册环保科技、生态农业、清洁能源开发等绿色概念类公司，将环境犯罪、非法交易等活动产生的黑钱，精心包装成“绿色投资收益”，以此规避监管审查。更具欺骗性的是，这类伪装完全契合各国对环保产业的政策导向，政府为鼓励绿色经济发展，往往会在税收减免、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而这种政策红利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以“响应绿色发展号召、投身环保事业建设”的名义开展经营，这不仅能弱化监管部门的审查力度，还能凭借“绿色企业”的身份掩盖其非法资金流转的真实目的。

2.2 复合性：环境犯罪与金融犯罪的深度交织

环境洗钱绝非孤立存在的单一犯罪行为，而是一套环环相扣、分工明确的“环境犯罪—资金转移—合法化”复合链条，其运作逻辑兼具极强的隐蔽性与系统性，从上游的非法获利，到中游的跨境流转，再到下游的洗白增值，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一条完整且闭环的犯罪利益链。上游环节聚焦各类破坏性生态犯罪活动，是整个洗钱链条的“资金源头”，涵盖非法采矿、盗伐珍稀林木、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捕捞、违规排放工业污染物等多种行为。这些活动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无视各国的生态保护法规与国际公约，赚取巨额非法利润。中游环节承担着“资金摆渡”的关键作用，犯罪分子会借助复杂的金融工具与隐蔽的交易渠道，对非法资金进行“漂白前处理”。地下钱庄、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跨境虚假贸易是这一环节的核心载体：地下钱庄利用不受监管的资金兑换与转移网络，实现非法资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划转；空壳公司则凭借无实际经营业务、股权结构复杂、信息披露不透明的特点，模糊资金的真实流向；而跨境虚假贸易则通过伪造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将非法资金伪装成正常的贸易结算款。下游环节是实现非法资金“洗白”的最终步骤，犯罪分子通常会瞄准政策鼓励、社会认可度高的领域，将“脏钱”转化为看似合法的资产或收益，绿色项目投资、碳交易、生态农业、文旅开发等领域成为其主要目标。

2.3 跨国性：犯罪网络的全球扩散

环境犯罪的跨国性，从根源上决定了环境洗钱行为的全球传导特征，这种传导并非简单的资金跨境转移，而是借助复杂的金融网络和商业伪装，实现非法收益的“洗白”与流转，其链条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不同类型的监管体系，隐蔽性极强。以非洲非法钻石开采为例，部分武装势力或非法开采团伙为获取利益，无视当地生态保护法规和原住民权益，通过破坏性开采手段掠夺钻石资源，这些未经合法备案的交易所得资金，会先流入迪拜的离岸公司，利用当地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通道以及匿名持股制度，模糊资金的初始来源；随后，这些“脏钱”会被拆解为多笔小额资金，通过多层股权嵌套、跨境贸易虚假结算等方式，逐步注入欧洲的风电项目，打着“绿色投资”的旗号，摇身一变成为看似合法的清洁能源投资款，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属性，还能借助项目收益实现资本增值。这种横跨多国的资金流动模式，使得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规则、环境犯罪认定标准存在差异，部分国家的离岸金融体系存在监管漏洞，为洗钱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跨国资金的多环节中转，导致资金源头追溯难度极大，即便某一国家发现可疑交易，也难以仅凭一己之力查清整个资金链条。

2.4 危害性：生态与金融的双重冲击

环境洗钱的危害绝非单一维度的负面影响，而是呈现出生态破坏与金融紊乱相互交织、短期损害与长期风险叠加传导的显著特征，其破坏力远超环境犯罪或洗钱犯罪本身，对全球生态安全与金融秩序构成双重威胁。一方面，环境洗钱为各类破坏性环境犯罪搭建起稳定的资金循环渠道，成为助长非法行为蔓延的“罪魁祸首”。非法采矿、野生动物走私、盗伐林木、非法捕捞等活动，本身就需要巨额资金完成作案，通过隐蔽的资金转移与合法化手段，让犯罪团伙得以重新投入到新一轮的犯罪活动工具购置、犯罪网络搭建、跨境运输等环节。这种“犯罪获利—洗钱回流—扩大犯罪”的资金闭环，不仅会让环境犯罪的规模持续扩张、手段愈发隐蔽，更会加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退化，这些破坏作用会随着犯罪活动的常态化而不断累积，最终引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环境洗钱严重扭曲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逻辑，对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釜底抽薪式的打击。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是引导资金流向真正的环保项目，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但环境洗钱却利用绿色产业的政策红利与社会认可度，将非法资金伪装成绿色投资，涌入碳交易、光伏风电、生态农业等领域。这些虚假绿色项目往往缺乏实际的环保效益，仅靠伪造数据、虚构交易来制造盈利假象，却能凭借“绿色外衣”抢占大量优质资金资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致力于技术研发、生态修复的中小环保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难以扩大经营规模、推进技术创新。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直接导致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让绿色经济发展失去应有的活力与动力。

2.5 政策敏感性：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漏洞

当前，全球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与探索完善的关键阶段，各国基于自身生态治理需求、产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可落地的国际标准框架。这种政策层面的“碎片化”与审核标准的“模糊化”，不仅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的跨境协同发展，更给“洗绿式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成为当前反洗钱与生态保护领域面临的突出难题。从政策设计与执行层面来看，各国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范围、准入条件、审核流程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绿色金融起步较晚、监管技术相对薄弱，政策制定往往侧重于鼓励产业发展，而对资金来源的合规性、项目的真实性核查缺乏细致考量。以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例，为快速推动新能源产业布局、降低传统能源依赖，部分发展中国家推出了高额的度电补贴、项目建设补贴等激励政策，但在补贴发放的考核机制上存在明显漏洞，仅以项目装机容量、设备投入等硬件指标作为补贴发放依据，而未将资金来源合法性、项目实际运营效益等纳入审核范畴。这种“重规模、轻实质”的考核导向，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通过注册空壳环保公司，虚构可再生能源项目立项材料，购置少量设备完成装机容量验收，便能顺利套取政府补贴；同时，将非法采矿、走私等环境犯罪所得资金，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公司账户，借助补贴发放后的资金流转，将黑钱伪装成“绿色项目收益”，实现非法资金的合法化洗白。更有甚者，部分虚假项目在套取补贴后便停止实际运营，仅通过伪造运维记录、虚构发电量数据维持表面合规，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补贴资源，又严重扰乱了绿色能源市场的正常秩序。

三、环境洗钱犯罪的典型运作模式

3.1 绿色项目伪装模式：以环保公司为载体的资金洗白

以环保公司为载体是最常见的“洗绿”模式，犯罪分子会瞄准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政策扶持的绿色赛道，注册成立空壳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备齐表面合规的立项文件与资质手续，却无实际运营团队和技术能力。他们将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账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项目账户，再通过签订虚假设备采购合同、虚增工程建设与运维开支、伪造能源购销流水等方式，人为制造项目持续盈利的假象，以此将黑钱洗白为看似合法的绿色投资收益。

3.2 碳交易套利模式：虚构减排项目的资金循环

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品种日趋多元，碳信用额度的核算规则与流转机制的复杂性，也逐渐被犯罪分子盯上并利用，成为新型的洗钱通道。他们通常先虚构林业碳汇造林、工业废气减排等虚假项目，伪造项目备案文件、减排量核查报告、监测数据等全套合规材料，再通过贿赂或串通第三方机构获取虚假认证；随后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关联公司，通过参与碳信用交易，将黑钱转化为合规的碳信用额度收益，最终在频繁的交易流转中完成资金合法化，整个过程隐蔽性极强，难以被常规监管手段识别。

3.3 跨境嵌套转移模式：离岸架构下的资金跨境洗白

犯罪分子精准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宽松的监管政策与信息保密制度，特意在相关地区设立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搭建起复杂的跨境资金流转网络。他们先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划转、虚假贸易结算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离岸公司账户；再以“绿色产业投资”“清洁能源项目合作”等合规名义，将资金回流至目标国家的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项目中。这种模式借助离岸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彻底割裂资金与上游环境犯罪的直接关联，大幅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与执法机构的资金追踪难度，让非法资金得以披着“绿色投资”的外衣完成合法化洗白。

3.4 可持续农业掩盖模式：非法伐木资金伪装成农业收益

在东南亚、南美等林业资源富集的地区，犯罪分子常以可持续农业开发为幌子，洗白非法伐木带来的巨额非法资金。他们会专门设立棕榈油、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公司，备齐完整的项目审批手续与土地承包文件，营造出合规经营的表象；随后将木材盗伐、走私所得的黑钱，通过分散划转、地下钱庄中转等隐蔽方式注入种植园账户，伪装成项目启动资金与运营资本。在日常运作中，犯罪分子通过虚构农产品产量数据、伪造购销合同、开展非公允关联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种植园盈利的假象，将非法资金洗白为看似合法的农业经营收益，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源头，还能借助农业项目的政策红利降低监管审查力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与金融秩序。

四、环境洗钱犯罪的风险传导与危害

4.1 对金融体系的风险

首先是信用风险累积，金融机构若向虚假绿色项目提供贷款，可能面临资金违约风险。比如，银行向虚构的发电项目发放贷款后，项目因洗钱曝光而破产，导致贷款全额损失；其次是市场扭曲风险，大量黑钱涌入绿色金融市场，可能推高绿色资产价格，引发泡沫。比如，虚假碳汇项目的泛滥可能导致碳信用额度供过于求，破坏市场定价机制；最后是声誉风险扩散，金融机构若卷入环境洗钱案件，将面临监管处罚与公众信任危机。某国际大型银行曾因涉及非法采矿资金清洗被罚款超10亿美元，其社会责任形象严重受损。

4.2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环境犯罪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具有长期性、不可逆性和扩散性，这类犯罪行为如非法排放污染物、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等，既会直接摧毁动植物栖息地，导致物种濒危或灭绝，打破了食物链和生态链的稳定，引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体富营养化等连锁反应，也会让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后长期残留并迁移扩散，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通过土壤渗透、生物富集作用影响农产品安全，削弱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还可能诱发有毒气体泄漏、雾霾、酸雨、土壤板结等次生灾害，加剧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降低生态环境的抗灾能力。

五、商业银行对环境犯罪的防范举措

5.1.前端风险准入：筑牢客户与项目的合规防线

商业银行需针对绿色产业客户建立专项准入标准，将环境合规性核查纳入客户尽职调查的核心环节。对光伏、碳汇、生态农业等易被“洗绿”利用的领域，重点穿透核查项目环保审批文件、绿色资质认证的真实性，追溯最终受益人及资金源头，同时结合地域（如东南亚林业区、离岸金融中心）、行业风险特征划分客户风险等级，对高风险主体实施严格的准入限制与强化审查，从源头杜绝虚假绿色项目与非法资金流入。

5.2后端监测处置：构建异常交易识别与协同处置机制

商业银行要搭建绿色业务专项反洗钱监测模型，嵌入项目资金拨付节奏、行业现金流特征等关键参数，明确“洗绿”典型场景的可疑识别指标，如资金大额快进快出、关联企业无实质交易划转、项目收益与实际运营数据不匹配等。同时建立内部部门协同与外部跨部门联动机制，对监测发现的异常线索快速核查，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并与环保、司法机关共享信息，配合跨境协查工作，实现对环境洗钱行为的精准识别与全链条处置。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李雯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