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
随着数字化金融业务普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持续强化监管，出台多项个人金融信息管控条例，做好客户数据合规管理，既是商业银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必要工作，也能够防范信息泄露、电信诈骗以及黑灰产破坏区域金融秩序。现行法律法规对客户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外包管控、员工约束作出详细规定，且将数据保护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与监管检查内容。线上业务飞速发展，银行留存大量隐私性极强的客户信息。一旦信息泄露，极易引发诈骗、银行卡盗刷等违法事件。当前监管执法日趋严格，对各类数据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基层银行业务类型繁多，客户信息分布零散，员工流动性大，外包业务较多，人为失误与技术风险隐患突出，普遍存在制度执行薄弱，重业务轻合规的现象。本文立足现有监管框架，以通化分行为样本，结合监管及业务特点，分析该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现状与现存问题，从制度、人员、技术、考核方面完善管控机制，为银行规避处罚风险，强化数据合规建设提供参考。一、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对应的监管规定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监管体系，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顶层法律，搭配银行业专门管理办法，同时结合投诉管理、外包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文件，明确商业银行全流程操作规范，划分各级机构责任，制定相应惩戒措施。（一）基础性法律文件《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所有金融机构开展数据管理工作的根本依据，确立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文件明确银行收集信息只能用于办理对应业务，不得额外采集与业务无关的隐私内容；采集信息前必须告知客户信息用途，取得客户许可；客户有权查询自身留存信息，对于不必要留存的数据可以要求银行删除。同时法律明确了处罚标准，机构违规泄露客户信息，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监管部门还可以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管理人员责任。（二）银行业专项监管制度《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列为消保重点工作，要求银行建立客户信息分级管理制度，区分普通信息和敏感信息，针对身份证、人脸信息、银行卡交易记录、信贷信息强化管控，禁止在营销、拓客环节强制收集客户隐私。《银行业金融机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管理办法》细化六大环节管理要求，覆盖采集、存储、使用、传输、共享、销毁。严格规定，客户信息仅限本机构业务办理以及风险排查使用，不允许员工私自复制、导出，不得随意发送至社交软件。监管部门针对第三方合作业务着重强调，银行选择外包服务商时，必须严格约束对方的数据使用权限，严禁外包企业将客户信息转交其他单位。（三）日常经营中的合规红线以及问责机制结合近几年监管检查重点，基层机构主要存在四项违规情形，监管对此划定严格约束条款。第一，信息采集超出业务需要，在办理普通储蓄卡、理财业务时，刻意询问家庭收入、家庭成员详细信息。第二，信息使用范围违规，工作人员将存量客户信息用于私下营销，或者发送给外部推销人员。第三，外包企业管控不到位，科技运维、驻点营销人员不受约束，私自留存大批量客户资料。第四，纸质档案管理混乱，废弃单据随意丢弃，造成信息外泄。针对上述问题，监管处置手段包含约谈、下发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对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以及直接经办人员追责，同时相关处罚记录纳入机构监管评级，直接影响后续业务准入。（四）银行各层级责任划分监管对银行从上至下划分了工作职责。总行负责搭建整体框架，研发风控系统，出台管理制度，制定统一考核标准。市级分行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既要落实总行制度，还要结合本地业务特点细化管理方案，对接属地监管部门，组织辖内支行开展自查整改，开展员工合规培训。县域支行负责一线管控，监督网点员工规范采集信息，做好纸质档案保管。各个营业网点严格执行操作规范，杜绝业务办理过程中的违规操作。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现状以及现有措施通化分行辖区内县域网点较多，农村客户占比偏高，信贷业务、普惠涉农业务体量较大，客户信息分布较为分散。近年来该行紧跟监管政策，落实上级行合规管理要求，不断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风险排查、员工教育、技术防控等方面开展治理。（一）搭建层级化管理架构，逐级压实管理责任分行成立信息安全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行领导统筹部署全年工作，定期带队前往县域网点开展督导检查。确定内控合规部为牵头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管理方案，对接地方监管机构，统筹整改各类违规问题。个人金融部、运营管理部、科技部、信贷管理部按照自身业务范围，管控本条线业务场景下的数据风险。各支行行长为本辖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网点在职员工、外包人员的日常监管，网点主任具体落实日常监督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链条。（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对照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文件，分行修订《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实施细则》《客户信息日常操作规范》《外包机构数据保密管理办法》。针对开户、贷款、信用卡办理、代发工资等高频业务，梳理操作规范，明确每一项业务能够采集的信息项目。对于线上业务、第三方合作项目，实行合规前置审查，新项目上线前，由合规部门核查信息采集内容是否超出必要范围。同时整理岗位负面清单，明确各类岗位禁止行为，减少一线人员模糊操作带来的风险。（三）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及时整改突出问题分行建立分层检查机制，网点坚持每日自查，支行每月开展排查，分行每季度组织专项检查，年末开展全面稽核。排查重点集中在信贷尽职调查、开卡业务、后台数据导出、营销拓客、纸质凭证保管等环节，重点排查员工拍照留存证件、批量导出客户联系方式、废弃单据随意堆放等问题。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分类处置，轻微问题当场整改；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优化业务流程；对故意泄露客户信息的员工，按照内部规章制度严肃处理，形成排查 整改 复盘的闭环管理模式。（四）常态化开展培训教育，提升员工合规意识分行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内容纳入全年培训计划。日常组织全体员工学习现行法规，通报省内同业被处罚的真实案例，通过真实案例进行警示教育。针对新入职员工、信贷客户经理、后台数据操作人员以及外包人员开展专项培训，重点讲解岗位风险点。培训结束后组织测试，测试不合格人员暂停经办业务。日常工作当中，合规部门不定期开展约谈，纠正员工不规范习惯，从思想层面减少主观违规行为。（五）依托系统进行技术管控，强化数据防护能力依托总行部署的风控系统，分行对客户信息进行分级管理，敏感信息设置更高防护等级。后台数据库设置权限划分，普通员工无法大批量导出客户信息，所有查询、下载操作全部留存日志，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看操作记录。工作电脑限制外接U盘，屏蔽外网传输通道，阻止大批量数据向外传输。线上业务办理页面增加风险提示，提醒客户妥善保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三、现阶段工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日常检查以及属地监管反馈情况，受区域经营特点、人员结构、考核导向影响，通化分行在个人信息管控方面依旧存在不少短板，既有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也受县域业务环境影响，存在部分特有问题。（一）管理层重视程度逐级递减，基层思想认识不到位分行层面能够紧跟监管政策，将信息保护纳入重点工作。但是部分支行管理人员更加看重存款、贷款等业务指标，认为客户信息泄露属于小概率事件，在日常管理当中投入精力不足。部分基层员工长期存在侥幸心理，办理业务时嫌流程繁琐，省略客户授权确认步骤，随意收集非必要信息。在外拓营销过程中，为了方便后续开展业务，私自记录客户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完全忽视合规要求。（二）业务场景管控不均衡，部分环节监管存在漏洞现阶段检查监督重点集中在后台大批量导出数据这类重大风险，对于碎片化的日常行为监管力度不足。信贷人员下乡尽调时，习惯用手机拍摄客户身份证件；大堂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整理客户资料，截图保存客户银行卡页面；员工使用私人微信传输客户基本信息。这类零散行为单次泄露数据量小，很难被系统监测到。纸质档案管理不够严格，过期合同、信贷资料没有按照规定销毁，随意堆放在库房。线上线下产生的冗余电子数据，长期堆积不做清理，埋下泄露隐患。（三）人员全周期管理不完善，外包人员管控难度偏大县域网点人员流动性较强，柜员、客户经理岗位调换频繁。员工调岗或者离职时，部分业务系统权限注销不及时，离岗人员依旧能够查询存量客户信息。保洁、驻点营销、第三方运维等外包人员准入门槛较低，入职培训内容简略，对于保密要求了解较少。银行和外包企业签订的协议条款笼统，日常缺少对外包人员的常态化检查，外包人员接触客户信息时缺少约束，属于风险高发群体。（四）智能化监测手段有限，小微违规行为难以识别现有风控系统主要用来拦截大批量数据导出，针对员工手机拍照、截图、微信转发信息这类零散违规行为，无法做到实时监控。农村地区业务大多需要外勤走访，外勤人员全部使用手机开展工作，工作与私人设备没有严格区分，依靠人工检查很难做到全面监管。同时针对农村老年客户、乡镇小微企业经营者，缺少贴合当地情况的信息安全提示，客户自身防范意识薄弱，容易主动泄露验证码。（五）考核机制设计不合理，长效管理机制未能落地目前绩效考核当中，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所占权重偏低。考核项目大多统计开展培训次数、自查场次、检查发现问题数量，属于量化指标，并不考核实际管控效果。考核方式以事后追责为主，对于日常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全年零违规的网点和员工，没有设置对应的奖励。基层员工大多被动应付检查，不会主动排查岗位隐患，专项检查结束之后，违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月度调度、季度复盘制度执行松散，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六）面向客户的宣传力度不足，源头风险无法规避通化下辖县域较多，农村人口占比大，中老年群体居多。该部分群众辨别诈骗手段能力不足，很容易轻信陌生来电，随意提供银行卡验证码。银行虽然会开展金融宣传，但是宣传内容通用性较强，内容偏向理论知识，案例脱离农村现实生活，宣传形式以发放宣传单页为主，很难起到教育效果。客户自我防范意识薄弱，即便银行内部管控到位，依旧容易被不法分子诱导泄露个人信息。四、适配监管导向，完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改进措施结合监管要求以及分行现存短板，立足县域普惠业务多、农村客群集中、人员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从思想建设、流程管控、人员管理、技术升级、考核优化、外部宣传几个方面完善治理措施。（一）压实各级管理人员责任，转变基层固有思想每季度组织支行负责人学习监管处罚案例，明确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的追责条款，扭转重业务、轻合规的固有观念。细化分行 支行 网点 岗位四级责任清单，管理人员落实一岗双责，业务指标和合规工作同步考核。坚持常态化警示教育，选取省内县域银行发生的员工倒卖客户信息、外包人员泄露数据的真实案件开展宣讲。严格落实信息采集最小必要原则，在开户、信贷等业务当中，明确告知工作人员采集范围，杜绝额外收集隐私信息。（二）细化全业务流程管控，补齐碎片化监管漏洞针对信贷外勤、厅堂业务、后台运维、档案保管等所有业务场景，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明确禁止使用私人手机拍摄证件、截图留存客户信息，严禁通过微信传输业务资料。安排网点主任每日抽查员工手机，对日常零散违规行为及时制止。规范纸质档案销毁流程，废弃凭证统一收集，定点销毁并且留存记录，定期清理系统内长期不用的冗余数据。新开展的拓客业务，提前划定信息收集范围，杜绝在外拓时随意登记客户隐私。（三）健全人员全周期管理，强化外包业务约束完善员工入职、在岗、调岗、离职整套管理流程。新员工上岗前必须完成信息保护专项培训，离岗人员第一时间注销全部业务系统权限，交接过程当中清点所有纸质资料。严格规范外包人员准入环节，外包人员上岗前进行考试，考试合格以后方可开展工作。细化外包服务协议，明确数据泄露的赔偿条款。合规部门每月抽查外包人员工作内容，一旦发生泄露问题，同步追究外包企业以及银行对接人员责任。（四）优化技术防控手段，补齐小微风险监测短板依托总行系统，完善异常行为预警模块，针对高频查询同一客户信息、短时间大量浏览信贷资料等异常操作设置预警提醒。严格区分办公设备与私人手机，外勤人员统一配置工作手机，禁止使用私人设备处理业务。针对农村老年客户，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口头讲解诈骗常见套路，结合当地发生的真实诈骗案例进行提醒，提升客户警惕性。（五）优化考核体系，建立常态化管理模式适当提高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在绩效考核当中的比重，删减培训场次、检查次数这类形式化指标，增加零违规率、客户信息相关投诉数量、风险隐患排查成效等质量指标。奖惩双向并行，对于全年合规工作表现优秀的网点和个人，给予绩效奖励，评优晋升优先考虑；对于屡次违规、整改不到位的员工进行通报批评。严格执行月度调度、季度复盘制度，定期梳理最新监管政策，及时调整管控重点，避免阶段性突击整改。（六）加大属地化宣传力度，构建双向防护格局结合当地高发诈骗案件，定制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重点面向农村居民、老年人、乡镇商户开展宣传。深入村镇集市、社区、乡镇中小学，通过案例讲解揭露骗取验证码、冒用身份贷款等诈骗手段。线上依托微信视频号，拍摄贴合农村生活的短视频，讲解个人信息保护要点。通过持续开展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范能力，从客户端减少信息泄露风险。结语：在当前监管持续从严的大环境下，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已经不是银行的一项选择性工作，而是必须严格落实的法定职责。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场景分散，客户群体结构复杂，人员流动性强，长期存在各类数据安全隐患，如果管理松懈，极易引发行政处罚，同时损害地方群众利益。对于通化分行而言，不能仅仅在监管检查来临之际被动整改，而是需要把数据合规融入全部业务流程。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持续压实各级人员责任，补齐碎片化场景管控漏洞，做好在职人员以及外包人员监管，依靠技术手段强化风险预警，借助完善的考核制度调动全员主动性，同时面向辖区居民普及安全知识。通过制度、人员、技术、宣传多方面协同发力，持续降低信息泄露风险，适应监管要求，在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守住合规底线，维护区域金融环境稳定。工行通化分行杨成
2026-09
2025年1月1日，新反洗钱法施行后，确立了“基于风险”的反洗钱工作理念，要求金融机构要平衡好管理洗钱风险和优化金融服务的关系。可见，新法对金融机构的履职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的新课题，即高质量地做好反洗钱工作，不仅是做好洗钱风险管理，还要满足客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需求。无独有偶，新法不仅约束金融机构，也对办理金融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了需要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尽职调查工作的法定义务要求。由此，进一步体现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对金融机构洗钱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本文笔者以反逃税领域尽职调查工作典型案例为例，浅析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在反逃税风险管控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一、客户尽职调查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地位 新反洗钱法共七章六十二条，其中第三章反洗钱义务中以七个法条释明反洗钱尽职调查及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工作。除要求金融机构履行尽职调查工作法定义务外，明确规定了与金融机构存在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准确、完整填报身份信息，如实提供与交易和资金相关的资料。以法律的形式，释明配合金融机构尽职调查工作，也是与金融机构存在业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同时，规定单位和个人拒不配合金融机构依照新法要求采取合理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的，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可以采取限制或者拒绝办理业务、终止业务关系等洗钱风险管理措施，并根据情况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再次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的客户，明确惩罚性措施，为金融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提供法律支撑与保障。 同时，为配套新法的落地实施，2025年10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2025）》，2026年1月1日施行；202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2026年1月20日施行。对客户尽职调查及受益所有人识别工作，提出更细化且便于金融机构执行的管理办法。 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以反洗钱相关法律和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提出，足见其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地位。 二、尽职调查工作在金融机构反逃税领域应用的典型案例 某商业银行在反洗钱监测分析工作中发现某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存在与其个体经营体量严重不匹配的交易规模，上下游主要交易对手与其个体经营者又存在相同的黄金珠宝的经营背景，疑似存在团伙性利用个体工商户的税收优惠，为其上游中小微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可疑交易行为。为此，该商业银行对客户展开了强化尽职调查工作。调查发现： （一）个人身份背景存在团伙特征 个体经营者刘某，户籍地为福建省，住宅地址为XX市XX区XX小区，工作单位为XXX黄金珠宝手表收售店。刘某在该商业银行开户日期为2024年12月4日。其经营的黄金珠宝手表收售店登记地址与其住宅地址在同一小区同一单元楼的一楼门市。 刘某主要交易对手包括林某二人，林某二人也在该商业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日期为刘某开户后的3个月，即2025年3月12日。从林某二人证件地址可以发现，其户籍地也为福建省，疑似与刘某存在地缘性关联关系。林某二人在该商业银行开户时，年龄均为19岁，与该商业银行预留工作单位一致，且该单位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均为林姓人员，疑似为家族企业。对林某二人身份信息调查还发现，其二人出生地基本相同，为同一镇内，目前住宅地址在同一小区不同楼栋。19岁通常是读大学的年龄，却同时入职同一黄金珠宝公司，疑似非真实入职，而是为家族企业开立个人账户，供企业经营使用，以实现企业逃避税目的。且林某两人开户后即与刘某发生大额资金往来，与个人账户结算特征不符，疑似为虚开发票提供资金背景支持。 （二）企业经营存在异常特征 尽职调查发现，刘某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店铺门面极小。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进店调查时，发现店内无购买商品顾客。同时，未见店内陈列黄金饰品。商铺位置明显非主流商业街，疑似空壳公司。拨打客户电话核实大额高频交易信息，刘某反馈账户大额、高频资金为经营黄金的往来款项。客户上述信息反馈明显与商业银行上门核实发现其经营情况不符。为此，该商业银行又查询了公安部官网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1517-2018-金银珠宝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该行业标准对金银珠宝营业场所报警运营服务中心、重点部位及区域，即周界、出入口、通道，包括人行通道、楼梯、自动扶梯、电梯轿厢、柜展、展柜、收银区、库房（保险柜）、财务室、安防监控室、安防设备区（柜）等均有明确的安全防范要求标准。根据该标准要求，显然刘某勇的个体工商户的营业场所，无论从柜台/展柜、周界、出入口、通道等重点部位，以及报警运营服务均不符合安全行业标准。其金银珠宝经营明显虚假，故其与林某二人巨额交易无合理交易背景支撑，涉嫌因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而制造的虚假交易。（三）资金流向不符合行业交易特征刘某经营背景为个体工商户，林某二人从业的公司经营背景为一般纳税人企业。同时，经调查发现，林某二人经营的企业存在多个经营门店，刘某经营个体仅有一个小门面，且该小门面不符合黄金珠宝行业展业安全规范要求。通过对上述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林某二人所处市场地位应为更高，更接近批发及零售市场端，而刘某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若存在真实经营，也仅是处于末端零售市场端。但该商业银行对刘某与林某二人交易情况调查分析发现，资金流向均从市场份额占有更大的林某二人代表的批发及零售市场向刘某所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流动，不符合末端市场应向更大的市场采购并拿货的资金走向且交易金额均为整十万及其倍数的交易金额，也不符合采购特征。交易明显缺乏经营背景支持。同时，查询林某二人的交易情况，发现林某二人上游主要交易对手大我来自深圳地区，众所周知，深圳拥有全国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水坝交易市场，资金从深圳流向位于东北的小微型企业。对林某二人下游交易对手工商查询发现，下游主要交易对手除刘某外仍有其他未在我行开户的从事黄金珠宝行业的个体工商户，且经营地区出现县域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上下游资金走向均明显与行业交易特征不符，交易缺乏真实交易背景支持，疑似仅为虚假开票提供资金背景支持。（四）企业纳税明显不符合税法要求的与行业主流税目缴税金额所得税环节：查询个体工商户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个体工商户若月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下或季销售额在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超过30万的，减按1%计增值税；林某二人背后的经营企业为一般纳税人，其团伙正是利用刘某等个体工商户可享受的增值税税收优惠，形成团伙性质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行为。个体工商户大量为上游一般纳税人提供发票，做大团伙内一般纳税人性质的公司的费用，减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林某二人向刘某勇转账时，多数为30万元以下金额，极少数情形出现大于30万元金额。此番操作下来，最终使作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出现营业总收入超亿元，利润却仅为十几万元，从而实现少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节：林某二人背后的经营企业，通过林某羽账户绑定pos收款，近半年时间，收款5000余万元，缴纳税金却不足30万元。足见其团伙为了逃税，利用个人账户隐匿企业收入，在消费者未向金店索要增值税发票的前提下，实现巨额的偷逃税。同时，该团伙疑似通过下游个体户黄金回收，产生了大量的黄金“存料”，再利用林某二人背后的经营企业零售给消费者，不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模式，又成为了“富余票”团伙性质企业，再向深圳水坝的经营者采购饰品，但并不交付或少交付采购费，仅以收到的黄金“存料”对水坝市场进行抵扣，相当于水坝仅收加工费，但水坝市场无进项可抵扣，水坝市场又向该团伙大额转账，团伙再将“富余票”向水坝市场开具，形成可抵扣进项的增值税发票，从而实现牟利。消费税环节：该团伙疑似通过刘某的个体户收购黄金但不实名登记，将黄金饰品的销售行为伪装为消费者“以旧换新”，这样就可以用收黄金及卖饰品的差价申报缴纳消费税，从而大幅减少实际整金饰品销售时需申报的消费税。综合以上尽职调查情况，发现该团伙疑似存在利用个体工商户税收优惠政策，结合利用市场端个人消费者在购置黄金珠宝等实物时，不向商铺索要发票的心理特征，从而形成虚开增值税发票为自己及上游更大规模的黄金交易市场虚开发票牟利的逃税行为。三、商业银行如何应用尽职调查履行反逃税义务（一）提升调查能力，依法、重规是硬道理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商业银行如果想履行反逃税义务，就必须了解税法、了解所监测的经营行业主要涉及的税种，以及同一税种下税目的划分。此外还需明确知道企业类型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以及国家和地区对相应小规模纳税人开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还需要了解现行国家临时出台的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特定行业及人群，便于调查分析后，对存在可疑行为的人员及企业根据其营收规模为其核算应纳税金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识清企业在商品及服务流转环节需要如何缴税，也能辨别企业是否通过虚增费用、少计收入等方式实现所得税的少缴。综上，调查、分析必须有强大的知识理论做支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职业基本素养、敬业精神决定履职能力强弱。（二）明确调查标准，查实、查细很关键现实工作中，尤其针对反洗钱工作的强化尽职调查，多数商业银行存在畏难情绪。一方面，受消费者权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不太敢触碰更多客户的信息。同时，受非同一集团范围内信息共享不充分的限制，可获得的权威交叉验证信息较少，较难验证客户所述情形是否属实。另一方面，出于商业银行满足客户需求的考虑，一线人员主观上不愿介入对客户交易背景情况的调查，这里就包括对客户资金来源、资金去向以及交易目的等一系列信息的调查。担心询问过多客户会流失，影响业绩。究其本源，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各商业银行对洗钱风险防控工作的态度、尺度掌握不一致，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有些商业银行对洗钱风险防控尺度偏松、态度暧昧，尤其对一些“大客户”，能将客户营销过来已是不易，再开展相应的调查，担心触碰客户“逆鳞”。这样的态度让客户“有恃无恐”——这家商业银行履行反洗钱义务调查，那就将资金转走去另一家商业银行。久而久之，为了满足市场竞争需要，各大商业银行的反洗钱尽职调查深度和广度就大打折扣。这也给洗钱犯罪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大客户”去钻商业银行不深入调查的空子，尤其对于涉税风险的客户，无需包装，本身即是资产净值相对较高的人群，在商业银行反逃税风险防控较为松懈的“空窗期”，利用开立个人账户且部分资金沉淀的方式，过渡企业应纳税收入或做资金周转背景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等危害税收征管的涉罪行为。故此，建议从监管角度出发，明确金融机构调查标准，对于未按标准履行反洗钱尽职调查工作的，严厉处罚，但给予商业银行一定的过渡期，帮助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建立统一的风险防范标准。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统一的标准下，便于对客户采取一致的措施。同时，增加技术的投入，在主管部门的帮扶下，打通多部门的信息共享机构，查实、查细客户的身份背景、经营背景以及相关交易的资金来源、去向以及交易目的等信息，并按新法要求做好信息保密工作，所获得的客户信息除应用于反洗钱外，不做任何其他用途，既保证客户隐私需要，同时，又能通过有效的调查工作，实现监测信息对金融机构的“透明化”，严防洗钱风险发生，将犯罪分子洗钱及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犯罪的想法消灭在源头。（三）压实调查责任，调查、分析相结合案例中，该商业银行并没有仅将调查过程中客户反馈内容认定为调查结论，而是通过对客户身份背景、交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再通过上门核实客户经营情况，对照公安部官网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1517-2018-金银珠宝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得出最终调查结论，且该结论与客户所述存在明显不符，进一步验证团伙是事先有准备、有预谋的涉嫌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行为。高业银行在日常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中，也要持守调查和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态度，通过对客户反馈情况的分析及其它证明材料的交叉验证，综合论证客户反馈内容是陈述事实，还是有准备的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现行洗钱犯罪基本为团伙性质的犯罪行为。团伙经长期与商业银行的“斗智斗勇”，也早已准备出了应对商业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及应查资料。但只要是造假行为，就会有漏洞，商业银行可以从漏洞出手，做好进一步调查工作。而且现实工作中，存在很多接受调查的客户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是边缘的参与人员，部分为将银行卡出租出借的人员，他们出租出借或出售银行卡后，此部分账户就变为“一次性”账户，要么账户所有者无法联系，要么联系上了会回复商业银行对交易一无所知，无惧商业银行对账户的管控行为，账户不能使用后，团伙将换一批账户继续使用。还有部分人员为“跑分”或其他形式的参与者，存在一定的谋利行为，但非组织或领导人员。此部分人群会根据团伙的指令应对银行尽职调查，但是本身对团伙犯罪并了解或熟识，或者具备一定的认识，但未深度参与。他们只能在“准备”范围内应对商业银行的调查，在应对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入调查时，其就无法回答商业银行提出的相关问题了，从而商业银行可获得其相关的可疑线索。综上，商业银行在反洗钱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中，自身要做足充分的准备，通过监测分析工作，发现并提出客户的可疑特征，同时，通过查询工商、公安、税务等公示的信息或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对监测分析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仍不能排除客户洗钱风险，再通过与客户调查核实的方式，了解客户交易的目的，资金来源和去向等信息，对于无法解释和还原客户交易全貌的，可以验证客户反馈内容的真假，将对客户的尽职调查工作落到实处。尤其在涉及危害税收征管的反逃税犯罪领域，商业银行尽职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的紧密关联，对涉税线索的发现，可以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因为被调查对象多数均是实际的参与人员，上下游交易对手之间的资金流转也都是为企业所控制的真实资金，交易背景即为企业虚开发票提供资金背景支持。所以客户在面对商业银行尽调时，多会对其交易行为进行解释，口径基本为销售行为。实际上，上下游客户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销售行为，可以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逃避税以及牟利的行为做掩藏，但只要商业银行进一步追查其交易情况、对手往来情况以及要求客户配合提供应税材料，其交易的不合理性就很容易被穿透识别，从而其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线索即可被发现。综上，在商业银行日常反洗钱、反逃税工作范围内，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做到新法要求的“基于风险”的客户尽职调查工作，才能助力商业银行实现对涉罪线索的挖掘。同时，为防止客户尽职调查工作被滥用，客户权益被过度侵犯，商业银行也要做好调查范围的分类，明确简化尽职调查措施、一般尽职调查措施以及强化尽职调查措施应用范围，实现新法满足客户高质量金融服务需求的需要。同时，做好洗钱风险防控。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吕冬末
2026-09
基层商业银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沿阵地。推动基层经营行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以规模增速、短期排名和单项指标评价工作成效，而应把发展质效、客户获得感、风险可控性和长期可持续性统一起来。本文立足基层银行经营管理实践，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析基层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现实要求和实践路径，提出应坚持党建引领校准发展方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供给质效，坚持金融为民增强客户获得感，坚持风险合规筑牢发展底线，坚持夯基固本增强内生动力，努力形成规模、质量、效益、责任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对基层商业银行而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最终要体现在一个个网点、一项项金融服务和一次次客户体验之中。基层经营行既是政策传导的末梢，也是金融服务的前哨，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服务人民群众的温度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力度。在基层实践中，如何看待发展、怎样衡量成绩、以什么方式创造业绩，是必须回答好的基础性问题。如果只看短期增量、局部排名和单项速度，就容易出现重规模轻质量、重营销轻服务、重当前轻长远、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基层商业银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把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落实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客户、市场、风险和时间检验的经营业绩。一、以正确政绩观把握基层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正确政绩观是发展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经营管理中的集中体现。对基层商业银行来说，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回答“为谁发展、靠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成果由谁检验”的问题。第一，基层银行发展必须服务大局。金融机构不是单纯追求自身规模扩张的经营主体，更承担着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责任。基层经营行处在区域经济运行和市场主体需求的第一线，必须把自身经营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围绕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小微企业、民生消费、乡村振兴等领域提升金融供给能力，使信贷资源、结算服务、支付工具和金融科技更精准地流向真实需求。第二，基层银行发展必须服务人民。银行网点离群众最近，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感受，往往来自厅堂一次引导、柜面一次办理、风险提示一次提醒。衡量基层银行工作的成效，不仅要看资产负债表，也要看客户是否更加便利、消费者权益是否得到保护、重点群体是否获得有温度的服务、群众金融安全意识是否得到提升。第三，基层银行发展必须守住底线。金融经营具有强外部性，风险一旦积累和外溢，不仅影响机构自身，更可能损害客户利益和区域金融生态。正确政绩观要求基层行不能以牺牲合规、透支风险、弱化管理换取一时增长，而要把风险防控嵌入客户准入、产品营销、贷后管理、账户治理、反洗钱履职和员工行为管理全过程。第四，基层银行发展必须着眼长远。基层经营看似具体琐碎，但队伍能力、客户基础、网点治理、服务口碑和合规文化，都是支撑长远发展的基础工程。真正高质量的业绩，既包括当期指标完成，也包括客户关系更稳、风险隐患更少、员工能力更强、组织协同更顺畅。只有把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扎实，基层行才能在市场波动和竞争变化中保持韧性。二、当前基层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要求从基层经营环境看，商业银行发展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一方面，区域客户结构、金融需求和同业竞争格局持续调整，客户对金融服务的综合性、便利性、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负债成本管控、资产收益稳定、中间业务转型、风险化解处置等任务更加艰巨。基层行过去依靠单一产品、单一路径、单点突破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是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从“有供给”转向“有效供给”。基层银行不能简单满足于贷款投放数量，而要更加关注资金投向是否符合区域发展方向，金融服务是否匹配企业生命周期和真实经营场景。特别是在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消费等领域，要提升客户识别、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和风险定价能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更有社会价值的领域。二是客户经营需要从“产品营销”转向“综合服务”。当前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单一产品推介难以形成长期黏性。基层行应围绕个人客户、机构客户、小微客户、商户客户和重点客群，推动存款、贷款、支付结算、代发工资、投资理财、信用卡、数字金融等服务联动，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经营体系。三是风险管理需要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端治理”。基层机构直面客户、直面交易、直面账户，风险识别和处置越靠前，治理成本越低、效果越好。无论是信贷风险、账户风险、操作风险，还是反洗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都应在业务流程中加强制度约束、场景识别和闭环整改，避免把风险管理简单理解为后台部门的工作。四是队伍建设需要从“经验驱动”转向“能力驱动”。基层金融服务越来越考验员工的综合素养。客户经理不仅要懂产品，更要懂行业、懂客户、懂风险；网点人员不仅要会办理业务，更要会识别风险、解释政策、安抚客户、提升体验。基层行必须把人才培养、岗位历练和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三、以党建引领校准高质量发展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金融企业的根和魂，也是基层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基层经营行要把党建引领贯穿发展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组织建设、责任落实和作风建设，把党员干部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要求上来。在实践中，基层行应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和组织建设，引导党员干部从政治上认识金融工作的职责使命。党建工作不能停留在会议记录和活动安排上，而应与经营发展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围绕客户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合规治理、网点服务提升等任务，可以完善组织推动、党员示范、网点落实的工作机制，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引领还要体现在作风导向上。基层行要引导干部员工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发展与风险、速度与质量的关系，防止把经营发展简单等同于数字增长。对基层网点来说，真正的成绩既包括存贷款增长、客户拓展和效益提升，也包括客户满意度提高、风险隐患减少、服务体验改善、员工能力增强。只有把这些导向立起来，基层经营才不会偏离金融工作的本源。四、以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供给质效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基层商业银行应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客户结构，把金融服务嵌入地方产业、项目建设、居民消费和小微经营场景，持续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和适配性。一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高、差异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基层行应推动普惠业务更好融入网点服务，提升一线人员客户识别、需求分析、综合服务和风险判断能力，通过场景化服务、规范化管理和持续性维护，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和覆盖面。同时，要坚持贷前调查真实性、贷中审查审慎性和贷后管理连续性，防止“重投放、轻管理”。二是提升重点客群综合服务能力。围绕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公共服务机构、商圈市场和社区居民等客群，基层行可以强化综合金融服务，提升支付结算、融资支持、资金管理、个人金融等服务水平。对基层行来说，服务实体经济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帮助一家企业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帮助一个机构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帮助一个项目更顺畅运转，帮助一户居民更便利地获得金融服务。三是提升数字金融赋能能力。数字金融不是简单把业务搬到线上，而是通过数据、渠道、场景和工具重塑客户经营方式。基层行应依托手机银行、线上支付、场景服务和数字化经营工具，提升客户触达效率和服务连续性。同时，要关注老年客户、县域客户和数字能力较弱客户的使用体验，防止数字化服务形成新的服务门槛。五、以金融为民增强客户获得感金融为民是正确政绩观在基层一线最直接的体现。基层网点既是业务办理场所，也是金融知识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风险提示的重要阵地。把金融为民做实，需要从客户可感可及的细节入手。一方面，要持续优化日常服务体验。围绕厅堂动线、智能设备使用、等候管理、特殊群体服务、上门服务响应等环节，推动服务从“能办理”向“更便利、更安心、更有温度”转变。特别是对老年客户、残障客户、行动不便客户等群体，应完善适老化和便利化服务安排，在制度允许范围内提供更细致的帮助。另一方面，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金融知识宣教嵌入日常经营。基层行可结合社区宣传、厅堂讲解、客户回访、业务办理提示等方式，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识别虚假网络贷款、警惕非法代理维权、规范账户使用等内容开展常态化宣教。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金融行为特征的客户群体，分类提示常见风险和新型网络违法风险，推动公众从“知道风险”向“会识别、能防范”转变。客户的一次满意评价、一次风险提醒后的及时止损、一次上门服务解决实际困难，都是基层金融为民的具体体现。对基层银行来说，这些工作未必都能立刻转化为报表数字，却能沉淀为服务口碑、客户信任和长期发展基础。六、以风险合规筑牢高质量发展底线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安全稳健的发展。基层商业银行越是面对市场竞争压力，越要把合规经营和风险防控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信贷管理方面，要强化全流程风险意识，坚持客户真实、用途真实、资料真实、还款来源真实，做到贷前审慎调查、贷中严格审查、贷后持续跟踪。对出现风险苗头的客户，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对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要坚持依法合规清收处置，既不回避问题，也不以短期数字掩盖长期隐患。在账户和反洗钱治理方面，要把宣传教育、风险识别和机制建设结合起来。基层行可将反洗钱提示嵌入账户服务和交易服务等关键环节，通过厅堂提示、案例讲解、差异化宣教和员工现场提醒，提升客户风险识别能力；同时按照监管要求和行内制度，加强对异常交易和异常行为的综合研判，推动风险线索及时发现、规范处置。在员工行为管理方面，要把廉洁从业、合规履职和职业操守教育融入日常管理。不同岗位都处在风险防控链条中，只有人人心中有戒、手中有规、行动有矩，基层行发展才能真正行稳致远。风险防控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发展的保障；合规管理不是束缚经营，而是保护客户、保护员工、保护机构。七、以夯基固本增强可持续发展动能基层行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靠队伍、网点、客户和机制支撑。越是经营任务繁重，越要重视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一是加强干部员工队伍建设。基层行要把青年员工培养、专业人才储备和队伍能力提升作为基础工程，通过岗位历练、业务培训、案例复盘等方式，提升员工服务客户、拓展市场、识别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员工不能只看一时业绩，还要看是否守规矩、能否解难题、是否有客户口碑和团队贡献。二是加强网点经营管理能力。网点是基层银行经营的基本单元。要推动网点从单纯交易办理向客户经营、场景服务和风险前哨转型，强化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和问题复盘，让网点对客户基础、业务进度、短板弱项和改进措施有一本“明白账”。同时，要通过经验交流和典型带动，形成比学赶超、协同攻坚的良好氛围。三是加强客户基础建设。客户是银行发展的根基。基层行应坚持存量客户深耕与增量客户拓展并重，推动客户分层维护、重点客群分类维护、产品交叉服务和客户生命周期经营。客户基础越扎实，经营波动越可控；客户关系越稳定，长期价值越可持续。四是加强组织协同。基层业务往往跨条线、跨部门、跨网点，单靠某个岗位难以完成。要围绕重点任务建立协同机制，推动对公、零售、普惠、运营、风控等条线形成合力，减少内部消耗，提高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结语基层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业绩，而是要真实、健康、可持续的业绩；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符合规律、守住底线的速度；不是不要排名，而是要经得起客户、市场、风险和时间检验的排名。正确政绩观为基层银行经营管理提供了价值标尺，也为破解发展中的短期化、片面化倾向提供了方法指引。面向未来，基层商业银行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偏向、服务实体不虚化、金融为民不走样、风险合规不松劲、基层建设不懈怠，把经营发展建立在真实客户、真实需求、真实能力和真实价值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在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实践中，走出一条规模、质量、效益、责任相统一的基层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开发区支行 王怀宇
2026-08
2026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多家平台开出巨额罚单，直指“幽灵外卖”长期泛滥、证照造假、转单套利、资质审核形同虚设等严重违法问题。平台对客户身份、经营背景等信息审查不严，致使大量空壳公司、无实体经营企业涌入“平台市场”，此种条件也会促使平台经济成为洗钱团伙钟爱的土壤，大量不法资金通过各大电商、自媒体平台被清洗，平台经济所呈现的新型洗钱风险的挑战越发凸显。一、“幽灵外卖”洗钱（一）“幽灵外卖”产生的根源幽灵外卖的存在，是部分经营主体依托网络平台监管漏洞，通过虚构经营地址、套用或伪造经营资质、无实体合规后厨等方式，实现“线上可视化商铺、线下无合规门店”的错位经营模式。其核心特征为经营场景虚拟化、资质证照虚假化、食品加工黑作坊化，通过规避市场监管、压缩食品安全成本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不仅严重扰乱外卖行业正常经营秩序，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和消费者权益侵害隐患，属于典型的线上新业态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二）“幽灵外卖”被用于洗钱，显示出平台经济监管缺位幽灵外卖核心反映出的问题虽然是食品安全典型问题，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平台经济缺乏有效监管，为犯罪团伙滋生出优渥土壤。同时，伴随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无实体、无资质、无真实经营的空壳商户通过虚假订单、多层转包等手段，将赌博、诈骗、贪污贿赂等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的外卖及团购收入，通过平台进行洗钱。典型犯罪过程即是洗钱团伙通过平台收购大量无实体经营的商户，并雇佣人员在这些商户大量、高频下订单，将手中的不法资金伪装为真实的外卖或团购支出，通过平台订单支付给商户，但此时的商户也已完全控制在洗钱团伙手中，整个链条下来，上演了一出自买自卖的剧本，却将不法资金清洗成了合法收入。银行作为洗钱团伙通过平台清洗不法资金的核心节点，却始终处于风险识别盲区、资金拦截断点以及责任追究焦点的被动位置。具体而言，银行难以穿透复杂的主体关系，精准识别商户的受益所有人，而且未接触过真实的商户信息。在银行端这些“商户”仅是以个人名义申请开立了个人银行账户，银行端尽调时，个人客户仅反馈个人结算使用，但这些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在平台端却被绑定成为上述被收购的虚假商户的“经营收入”账户。洗钱团伙利用平台与银行端信息共享不充分的特点，同时，利用平台监管只做要式审核的风险管控盲区，清洗大量不法资金。二、平台经济洗钱模式的核心特征（一）主体具有空壳化特征通过幽灵外卖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平台的店铺，存在大量的空壳化主体特征，其注册人、实际控制人与收款账户所有人存在明显的分离现象。如大量“幽灵店铺”通过冒用他人身份证件、银行卡信息完成注册，甚至出现股权代持和亲友代控等复杂情况。这些行为使得店铺的实际控制人得以隐藏，进一步增大了银行在客户身份识别中的难度。此外，由于平台经济中商户准入门槛较低，加之资质审核机制的漏洞，“幽灵店铺”能够以虚假身份快速进入市场并开展交易活动。这种主体空壳化不仅破坏了金融交易的真实性基础，还对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中的受益所有人识别提出了严峻挑战。（二）虚构交易模式除主体身份上的虚假性，交易虚构也是其被应用于洗钱的另一主要原因。不法分子通过自买自卖、刷单冲量以及虚假转包等操作，实现对不清资金的清洗。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制造看似正常的交易记录来掩盖非法资金的流动轨迹。具体而言，自买自卖通常由统一主体同时扮演买家和卖家角色，完成闭环交易；刷单冲量则通过大规模虚假订单提升店铺数据流量；虚假转包则涉及多层中间商将订单转手，形成复杂的交易链条，从而掩盖资金的真实走向，末端配合取现等交易，彻底切断资金监测链条。上述交易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单笔交易金额较低，但交易频率极高，单日可达数百单，全年累计数万单，呈现出“小额多笔、分散跨户”的典型特征。此类虚假交易模式因其小额高频的特点，极易与深夜时段的正常外卖消费行为相混淆，从而成功绕过大额交易监测模型。幽灵店铺正是利用“夜宵”这一时间窗口进行大规模虚假交易，以此将不法资金与合法外卖收支混淆。（三）资金流转多层化链路断裂溯源困难此外，分析其交易模式，可以看出，资金流转路径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多层化特征，涉及多个环节和账户类型。具体而言，账户首先通过平台中间账户完成初步结算，随后流转至转单平台的账户，再经由幽灵店铺账户最终进入个人账户。在此过程中，资金可能跨地区、跨银行进行多次划转，形成“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拆分再分散”的闭环结构。这种多层化的资金流转方式不仅增加了资金流动的隐蔽性，还使得整个资金链条更加复杂且难以追踪。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资金流转过程可能借助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虚拟货币渠道，进一步模糊了资金的实际流向。商业银行在面对此类多层化资金流转时，面临显著的溯源困境。由于银行仅能获取本行内的资金流水记录，而无法穿透平台账户和转单链路，因此难以全面掌握资金的整体轨迹。（四）公私账户混用个人账户成为洗钱主通道幽灵外卖案件中的公私账户混用现象更是能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幽灵店铺”大量绑定个人账户、亲友卡以及临时卡，用于接收和转移资金。这些账户通常将大额资金拆分为单笔5万元以下的交易，从而规避银行对大额资金流动的监测，从而实现通过多层转账、嵌套的方式，将资金分散至多个个人账户，再跨银行、跨地区进行二次划转，并伴随大量地通过“跑分”团队的取出以及购买黄金实物交易，最终实现非法资金的“洗白”。此外，部分店铺还利用亲友关系网络，将资金转移至非直接关联的账户中，进一步增加了资金流动的隐匿性。这种公私账户混用的模式不仅破坏了金融交易的规范性，还为洗钱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洗钱风险幽灵外卖黑产，主要利用空壳商户注册、银行开户、资金收付、资金转移等多个环节转移非法资金，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流转的核心枢纽，面临以下几类主要风险：（一）空壳商户开户环节的受益所有人识别风险幽灵外卖黑产被应用于洗钱的核心载体为批量注册的空壳餐饮商户，该类主体可以隐匿实际控制关系，导致商业银行开户尽职调查流于形式，受益所有人穿透式识别失效，成为洗钱风险首要源头。一是空壳商户注册信息高度同质化，多为批量代办注册，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多为被冒用身份的无关人员、闲置人员，甚至虚假身份，无实际经营决策权，银行传统证照核验、信息比对模式无法甄别虚假主体资质。二是开户尽职调查深度不足，银行对餐饮类小微商户、线上外卖商户的经营真实性核查宽松，未实地核验经营场地、门店实景、从业人员、经营流水，仅依托线上备案材料完成开户审核，无法识别无实际经营的空壳主体。三是受益所有人穿透核查缺位，不法分子通过多层股权代持、挂靠任职、间接控制等方式隐匿实际控制人，银行对小微商户股权结构、实际经营管控人员、资金实际支配人排查不彻底，无法穿透识别最终受益所有人，导致大量涉案空壳商户成功开立对公账户。四是公、私账户分离开户，平台收入绑定个人账户。平台端洗钱团伙收购大量不营利的注册商户，并买断其绑定商户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利用公、私户分离开户以及多银行间信息共享不充分的特征，规避银行监测，为其团伙洗钱活动提供合法账户载体，埋下清洗不法资金之雷。（二）虚构交易场景下客户交易真实性核验风险幽灵外卖依托虚假的外卖交易包装资金流转，精准规避银行常规风控规则，导致商业银行交易真实性核验失灵，虚假交易洗钱风险凸显。一方面，交易场景伪装性极强，不法分子模拟真实外卖消费场景，批量生成看似合法的订单流水、收单记录，交易金额、交易时段贴合普通餐饮消费特征，突破银行传统基于金额、时段、行业的风控筛查阈值，常规监测模型难以区分真实经营交易与虚构洗钱交易。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场景化核验能力，商业银行风控体系多聚焦资金流水异常，未对接外卖平台经营数据、物流配送信息、商户核销记录等外部场景数据，无法实现“资金流、交易流、货物流”三流匹配核验。对商户长期无真实履约记录、交易客户高度集中、交易资金远超正常餐饮营收、无淡旺季经营波动等异常特征识别滞后，无法及时发现依托虚假外卖交易掩盖的非法资金清洗行为，导致大量涉诈、涉赌非法资金通过虚假交易合规入账。（三）多层隐匿资金流转引发的资金溯源监测风险针对幽灵外卖资金多层拆分、链路割裂、跨域流转的洗钱特征，商业银行现有资金监测、溯源体系存在明显短板，资金穿透监测与风险追溯难度极大，可能因未能及时识别上报涉税可疑线索，间接助长偷逃税违法活动，同步面临银税联合核查追责。一是资金流转隐蔽化规避风险监测，非法资金入账后快速完成小额拆分、多账户中转、跨机构划转，通过高频小额分散流转规避银行大额交易、可疑交易预警规则，交易流水呈现常态化、生活化，隐蔽性极强。二是跨账户、跨机构链路溯源断裂，幽灵外卖洗钱涉及对公账户、多个个人账户、多银行机构联动流转，单家银行仅能掌握本行账户资金流水，无法实现全链路资金穿透查询、动态追踪，资金中转环节多、链路碎片化，导致上游非法资金源头难以追溯、下游资金去向难以核查。（五）公私账户混用产生的账户管理与资金清洗风险幽灵外卖公、私账户无序混用的洗钱模式，引发账户混用、资金洗白、风险扩散等多重合规风险。一是账户使用合规性失控，空壳商户对公账户本应该用于日常经营结算，却被专门用于承接非法资金，且频繁与大量陌生个人账户发生批量转账，脱离正常对公经营结算场景，银行对违规代收代付行为排查力度不足，账户使用动态管控缺位。二是风险交叉扩散叠加加剧。单一涉案对公账户可批量关联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涉案个人账户，形成集群化、网络化风险链条，呈现“一户涉案、整片关联、批量爆发”的特征。此类关联涉案账户溯源链条长、关联主体杂、资金链路碎。大幅增加商业银行账户排查、风险甄别、涉案处置的工作难度，极易引发监管检查通报及银行机构声誉风险。五、商业银行防控对策建议（一）强化穿透尽调，筑牢受益所有人源头防控防线一是落实实质性开户核验，对线上入驻的外卖商户，除核验营业执照、开户证照外，还要核查实体经营门店、经营实景、后厨场地等，对无实体场地、无法提供真实经营佐证、注册地址为虚拟挂靠地址的商户直接审慎准入或拒绝开户。二是个人客户开立结算账户时，主动核实客户经营业态，重点询问是否从事外卖、线上餐饮经营，对自述经营外卖却无法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合规资质的，应调低非柜面转账限额。同时，应告知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涉嫌违法的法律后果，从源头防范个人账户被收购、租借，供无证幽灵外卖作坊归集资金使用。三是强化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针对批量注册、代办开户、股权结构简单、法定代表人高龄或身份异常的主体，重点排查实际控制人、幕后操作人，穿透剔除挂名法定代表人、冒名开户主体，完整留存实际控制关系台账。（二）交易数据交叉核对，有效识别虚构外卖流水一是打通交易流水系统与外卖平台订单、配送、结算数据核验通道，实现资金流、订单流、物流三方交叉验证。针对商户账户备注餐费、配送费、营销补贴等交易，自动匹配对应平台订单编号、配送时间、收货地址；无真实履约配送记录、订单集中夜间大额批量收付、订单金额高度整数拆分、订单与收款时间严重脱节的交易，系统自动预警，推送人工复核，认定为虚假交易。二是针对个人账户与大量陌生对公商户、零散自然人高频往来的情形，联动工商数据核验交易对手经营状态，若对手为餐饮类空壳、注销、经营异常商户，同步核查账户持有人是否存在线上外卖经营行为；对长期仅通过个人账户承接经营款项、无对公结算配套的客户，开展穿透式持续尽调，收集其经营资质、订单、缴税凭证等，有效锁定无证经营资金链路。（三）规范公私账户管理，严防账户混用型资金清洗从严规范对公经营账户与个人结算账户分户使用管理，从开户准入、动态监测、持续尽调全流程堵住公私账户无序混用的洗钱漏洞。一是强化开户环节源头管控，开立对公账户时，明确告知账户仅限对应主体合法经营结算使用，严禁出租出借与实际控制人及无关人员个人账户代收代付资金，同步穿透核实受益所有人，提前排查名下批量个人账户，对存在空壳经营特征的客户直接提高风险等级。二是做实存量账户动态排查，定期梳理长期高频往来、资金规模与经营收入严重不匹配的账户。经核查确认个人账户被幽灵外卖作坊用于资金归集、拆分分流、隐匿应收偷逃税的，及时采取相关管控措施。三是压实持续尽职调查责任，发现商户长期借用个人账户承接经营款项、刻意混淆公私资金边界的，督促客户规范分户结算，必要时上报可疑交易报告，通过全流程闭环管控，切断不法分子依托公私账户混用拆分、分流、隐匿非法资金的操作通道，从账户载体层面遏制资金清洗风险滋生蔓延。
2026-08
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正式落地实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三反协同监管被正式纳入法定框架，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已成为我国反洗钱领域重点打击的上游犯罪。本文以网红主播偷逃税案为例，释义互联网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行业乱象，揭示“以数治税”时代下，涉税洗钱犯罪职业化、数字化、多层嵌套的新型特征，对金融机构洗钱风险防控提出了穿透式、全生命周期管控的新挑战。笔者立足反洗钱一线监测分析工作实践，结合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暴露的风险点，系统梳理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监管环境、发展现状与核心作案模式，深入剖析金融机构在涉税洗钱防控中的短板痛点，最终构建可落地、全链条的风险防控体系，为金融机构践行反洗钱法定义务、防范化解涉税洗钱风险提供实践参考。 一、“以数治税”背景下涉税洗钱防控的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随着金税四期系统全面落地运行，我国税收征管完成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的根本性转型，税务监管依托大数据与AI系统实现资金流、发票流全链路穿透式追踪，传统偷逃税行为的生存空间持续压缩。与此同时，涉税洗钱犯罪也同步呈现职业化、数字化、多层嵌套的新型特征，偷逃税与洗钱犯罪形成深度绑定的共生关系。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空壳主体隐匿收入、多层账户拆分资金等方式，同步实现偷逃税款与非法资金洗白，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账户开立、交易监测、客户尽调环节的管控短板。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涉税洗钱新型风险特征，补齐金融机构合规管控短板，既是落实三反协同监管要求的法定职责，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与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二、“以数治税”下涉税洗钱风险的监管环境与发展现状（一）涉税洗钱监管的政策与技术环境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首次将反逃税与反洗钱的协同监管纳入法定框架，明确金融机构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民政、税务、移民管理、电信管理等部门依法核实客户身份等有关信息，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支持。2026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召开全国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两年来，全国累计检查涉嫌虚开企业超13万户，认定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738万份；检查出口骗税企业4850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246亿元。庞大的数字也点明我国涉税风险的严峻程度。从监管技术层面对标，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落地，标志着我国税务监管正式进入“以数治税”的穿透式监管时代。相较于金税三期，金税四期实现了税务、银行、市场监管、社保、海关、外汇等多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与AI算法，能够自动识别“企业收入与纳税申报不匹配”“个人账户大额频繁收款无合理用途”“空壳企业发票流与资金流背离”等异常情形，实现了从“人工选案”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也对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与交易监测，提出了与税务监管同标准的穿透式要求。从行业监管来看，随着网红经济、直播电商、自媒体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高收入、高现金流的新兴行业已成为涉税违法犯罪的高发领域，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多年将明星网红、直播电商、医美等行业列为税务监管重点领域。此类行业普遍存在收入结构复杂、资金流转灵活、业务真实性难以核实的特征，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利用空壳主体、虚开发票实施洗钱犯罪的载体，也成为金融机构反洗钱合规管控的重点与难点。（二）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整体发展特征从案件规模来看，涉税犯罪已成为仅次于毒品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第三大洗钱上游犯罪类型。2026年一季度，国家税务总局集中曝光5起虚开增值税发票典型案例，涉案金额超10亿元，所有案件均伴随完整的洗钱资金流转链条，通过多层账户嵌套、资金分流回流完成非法所得洗白。从作案主体来看，涉税洗钱犯罪已从过去的单一企业、个体作案，转变为职业化、团伙化、全链条化的集团作案。大量专业财税中介、代理记账机构、工商注册代办机构深度参与其中，为不法分子提供空壳企业注册、发票申领、资金走账、纳税申报等“一站式”服务，形成了“注册空壳主体—虚构业务开票—资金闭环走账—拆分洗白套现—注销主体销迹”的完整犯罪闭环，反侦查能力极强，给监管排查与案件侦办带来了极大挑战。从风险扩散范围来看，涉税洗钱风险已从传统的商贸、生产加工行业，向直播电商、自媒体、医疗美容、人力资源服务等新兴行业与高现金流行业全面扩散。其中，网红、自媒体等新业态从业者，因其收入来源分散、资金流转灵活、个人与企业资产边界模糊，极易通过空壳主体拆分收入、私户隐匿收入等方式，实现偷逃税与资金洗白，成为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高发群体。从作案手段来看，涉税洗钱犯罪的数字化、隐蔽化特征持续增强。随着智慧税务与反洗钱数字化监测体系的升级，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同步完成了数字化迭代，一方面利用第三方支付、数字人民币等新型支付工具，完成资金的拆分与转移，规避银行账户的大额交易监测；另一方面通过线上渠道，批量虚构业务、开具发票，实现资金的快速分流，整个作案流程全程线上完成，无任何线下接触痕迹，监管识别难度大幅提升。三、基于网红偷逃税案的涉税洗钱核心作案模式与风险场景结合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暴露的违法手法，以及一线反洗钱监测排查的实操经验，当前税务领域洗钱犯罪主要分为四大核心模式，各类模式均有明确的操作逻辑与固定的资金流转路径，都是利用税务征管环节为非法所得披上合法外衣，实现掩饰隐瞒资金来源与性质的洗钱目的，也是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防控的核心关注方向。（一）空壳主体嵌套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网红、高净值人群中应用最广的涉税洗钱路径，核心逻辑是通过设立无实质经营的空壳主体，将非法收益或偷逃税款伪装为合规经营所得，借纳税申报实现资金“洗白”。其操作链条分为四步：一是不法分子依托中介机构，在全国多地批量注册个体工商户、个独企业等“三无”空壳主体；二是将个人劳务报酬或非法资金，以虚假服务合同为掩护，转化为空壳主体的对公经营收入，构建形式合规的交易闭环；三是借助核定征收、地方税收返还等政策，以3%-5%的低税率完成纳税申报，大幅压缩税负成本；四是将税后资金以“经营所得”名义划转至个人账户，完成资金合法化。此类账户流水普遍呈现“快进快出、当日结清”特征，无经营成本、社保缴纳等实质痕迹，金融机构若在开户环节未穿透核验经营真实性，极易沦为不法分子的资金通道。（二）私户分层流转隐匿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涉税洗钱领域最基础、最通用的资金隔离手段，核心是通过多层个人账户嵌套流转，斩断资金链路，掩盖真实来源与去向，规避穿透式监管，也是网红偷逃税案中高频出现的违法手法。其操作流程分为三步：首先将偷逃税款或上游犯罪所得从对公账户转入多个关联企业账户，完成首轮拆分；再由关联企业扣除手续费后，将资金拆分划转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自然人“人头账户”，实现二次分流；最后经多轮拆分的小额资金，通过私转私在2-3层个人账户间流转后，回流至不法分子实际控制账户，形成闭环。该模式通过大额资金拆分、多层账户嵌套，切断资金上下游关联，大幅提升监管追踪难度，交易普遍呈现“公转私金额大、频次高、用途存疑”“私转私对手分散、资金快进快出”等特征，是金融机构交易监测的核心预警信号。（三）虚开发票成本冲抵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传统虚开发票犯罪与洗钱行为的深度融合，核心是通过虚开发票虚增企业经营成本，实现非法所得的套取与洗白，同时掩盖资金真实去向，达成偷逃税与洗钱的双重目的，在网红偷逃税案、企业高管洗钱案中均较为典型。其操作链条分为三步：一是不法分子与开票方签订虚假服务或购销合同，虚构交易背景；二是将资金从企业账户转入开票方对公账户，由开票方开具发票用于企业成本列支，冲抵利润以偷逃税款；三是开票方扣除约定费用后，将剩余资金通过多层空壳账户拆分，划转至不法分子控制的个人账户完成洗白。在网红偷逃税案中，不法分子常利用奢侈品消费、推广服务等无关发票冲抵成本，既偷逃税款又套取个人资金；同时，贪污贿赂、非法集资等上游犯罪所得也常借此方式合法化，发票沦为“洗钱凭证”，金融机构若未核验发票与业务的关联性，将为洗钱提供便利。（四）税收政策套利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近年来高净值群体主流的涉税洗钱方式，核心是利用部分地区的税收洼地、核定征收、行业减免等政策，大幅降低洗钱税负成本，为非法所得开辟低成本合法化通道。其操作流程为：首先在税收洼地注册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申请享受个税核定征收与地方增值税、所得税返还政策；其次将非法所得、高收入劳务报酬通过虚构业务，转化为洼地企业的经营收入，完成对公流转；最后以极低税负申报纳税，将税后资金以经营所得名义划转至个人账户，完成资金洗白。该模式的核心风险在于，不法分子借助地方税收优惠，将无真实业务的资金流转包装为合规经营，以低成本完成洗钱全流程，且洗白后立即注销企业销毁痕迹，大幅提升监管核查难度。此类主体普遍存在“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业务发生地与纳税地分离”“短期大额资金流入后立即转出并注销”等特征，属于高风险洗钱预警信号。四、当前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的核心短板结合网红偷逃税案暴露的问题，以及一线反洗钱监管核查的实操情况来看，当前多数金融机构在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中，仍存在客户尽调穿透性不足、交易监测适配性不强等核心短板，未能适配“以数治税”时代穿透式监管的要求，也是涉税洗钱犯罪能够顺利完成资金流转的重要原因。（一）客户尽职调查穿透性不足，受益所有人识别失效 客户尽职调查是反洗钱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前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防控的核心短板。多数金融机构在账户开立环节，仅审核客户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表面资料，未对客户的实际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社保缴纳情况、业务真实性进行实质性核实，无法识别空壳主体、挂靠经营等高风险情形。对于网红、自媒体、高净值人群等重点客户，多数金融机构未按照强化尽调的要求，开展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未对客户的关联企业、收入来源合理性进行全面核查，无法识别客户通过多层关联企业嵌套隐匿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就像网红偷逃税案中，当事人通过亲属、无关人员注册大量空壳个体工商户，金融机构在开户时未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也未核实经营真实性，最终导致大量空壳账户被用于洗钱，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二）可疑交易监测适配性不足，税务风险预警精准度低当前多数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模型，仍以传统的“大额交易、频繁交易、快进快出”等通用指标为主，未结合涉税洗钱风险的特征，构建适配税务监管要求的专项监测模型，无法精准识别涉税洗钱可疑交易。一方面，监测模型未纳入税务相关风险指标，未实现资金流与发票流、纳税数据的交叉验证，对“企业收入体量与纳税申报严重不匹配”“高收入低纳税”“公转私无合理经营用途”“发票开具与资金流向背离”等核心涉税风险信号，无法实现有效预警；另一方面，针对网红经济、直播电商、医美等涉税高风险行业，未建立行业专项监测模型，对新兴行业的交易特征、资金流转规律把握不足，导致大量可疑交易无法被有效识别，出现“预警的无风险，有风险的不预警”的尴尬局面。五、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风险全流程防控体系的构建思考针对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新型特征与金融机构的防控短板，结合“以数治税”时代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从客户尽调、交易监测、制度引领、跨部门协同、人员培训五个维度，构建全流程、穿透式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体系，切实履行反洗钱法定职责，筑牢涉税洗钱风险防控防线。（一）升级穿透式客户尽职调查体系，筑牢准入防线金融机构须严格对标“穿透式监管”要求，将经营真实性核验、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嵌入客户准入流程，从源头阻断空壳主体开户通道，筑牢洗钱风险第一道防线。针对网红、自媒体、医美、黄金珠宝等涉税高风险行业客户，建立专项准入审核标准，开户环节必须核验实际经营场所、固定从业人员、社保缴纳记录、业务经营资质等核心信息，要求客户出具经营真实性材料并申报关联企业清单，对无实际经营场所、无真实业务背景的空壳主体，不予开户，在客户准入端严防风险发生。同时强化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穿透识别至最终实际控制人，交叉验证法定代表人、经营者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系，防范利用他人身份注册空壳主体开户的情形。此外，建议通过税务机关主导，对金融机构发现涉税风险较高的客户，进行内部标记，并实现金融机构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同时，将客户纳税信用等级、税务行政处罚记录、偷逃税失信记录作为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划分的参考指标，纳入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动态认定标准之一，要求金融机构对高税务风险客户采取强化尽调、限制交易额度、加强交易监测等差异化管控措施。（二）构建税务导向的智能化交易监测模型，强化事中预警金融机构须以技术赋能为核心抓手，在与税务机关信息充分共享的前提下，将税务风险指标全面纳入反洗钱交易监测体系，构建适配涉税洗钱新型特征的智能化监测模型，实现资金流、发票流、纳税申报数据的交叉验证，精准识别异常交易与可疑行为。一是在模型建立上，税务机关如果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将企业的纳税信息共享至金融机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定向新增“企业收入与纳税申报严重不匹配”“高收入低纳税”“高频大额公转私无合理经营用途”“资金快进快出无对应经营成本支出”“发票流与资金流严重背离”等核心涉税风险指标，实现对涉税洗钱行为的精准预警。二是针对网红经济、直播电商等高风险行业，搭建行业专项监测模型，结合行业交易特征、资金流转规律优化监测阈值，提升异常交易识别的精准度与敏感度，有效破解传统监测模型的“漏报、误报”难题，为事中风险防控提供数据化支撑。（三）深化反洗钱与税务合规深度融合在内控制度完善环节，建议金融机构将税务合规要求全面嵌入反洗钱全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中，推动反洗钱工作与税务合规深度融合，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一是在客户尽职调查环节，定期核查客户纳税申报情况、税务违规记录，对客户经营收入与纳税情况严重不符、存在税务行政处罚记录或被列入税务失信名单的客户，纳入强化尽调范围，全面排查资金交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发现可疑情形第一时间上报可疑交易报告。二是在客户退出环节，建立账户注销回溯排查机制，对短期内发生大额资金流转后立即申请注销的账户，尤其是空壳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利企业账户，形成与税务机关的信息共享回溯性风险排查机制，核验资金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发现洗钱嫌疑的，按规定上报可疑交易报告并移送税务机关。（四）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以数治税”背景下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绝非金融机构单方面能够完成，必须强化与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构建信息共享、联合防控、全链条打击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主动对接税务、市场监管部门，及时获取企业工商注册信息、经营异常信息、纳税信用信息、税务违规处罚信息等数据，将其纳入客户准入与持续尽职调查环节，实现风险提前预警。二是加强行业交流与监管沟通，及时向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反馈涉税洗钱风险的新特征与作案模式，提出监管协同优化建议，共同完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体系。（五）加强专项培训与合规考核，提升全员防控能力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自身一线人员合规培训与专业能力建设。一是开展常态化专项培训，针对新兴行业的涉税洗钱模式、特征、风险信号开展专题培训，结合典型偷逃税洗钱案例，让一线客户经理、柜员、反洗钱监测人员全面掌握主体识别以及异常交易分析研判的核心要点，提升风险识别精准度。二是建立内部考核与问责机制，将涉税洗钱风险防控成效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对客户尽调到位、及时发现并上报重大可疑交易的员工予以表彰奖励；对客户尽调不到位、违规为高风险客户开户、履职不到位导致未及时发现可疑交易风险事件的人员，依规严肃问责，形成有效的合规激励与约束机制。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李雯婷吕冬末
2026-07
近年来，随着征信信息覆盖主体扩大、征信产品应用场景拓展，个人信用报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广泛应用，信息主体对自身信用信息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各类基于信用报告记载内容产生的征信投诉量明显增加且情况复杂，这些情况给商业银行征信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正确处理好个人征信投诉，既是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践行“征信为民”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因此，商业银行应立足实际，提高站位，提升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工作质效，有效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一、个人征信投诉的现状特征与挑战个人征信投诉是指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信息提供者或者信息使用者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而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映并要求处理的行为。随着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个人征信报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征信投诉问题日益凸显，加上金融黑灰产恶意破坏，针对个人征信报告展示信息内容投诉愈演愈烈，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征信投诉事项多样化、复杂化。个人征信投诉内容由常见的不履行不良信息告知义务，未经本人授权向征信中心上报信贷信息、上报的逾期金额有误等内容，逐步发展为上报的客户基本信息错误，主要针对客户单位地址、单位电话、行业、职业、职称、职务等信息与业务申请时采集信息不符或者漏报，更有甚者投诉最大授信额度、近六个月平均使用额度、上报贷款逾期金额计算公式、执行利率、利息计算、系统逻辑等方面的内容，投诉内容格式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代理投诉迹象明显，给商业银行调查核实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二）处理流程繁琐性与专业性要求高。个人征信投诉涉及商业银行多个业务部门，业务时间跨度长，处理流程复杂程度高，投诉诉求专业化程度高，需要商业银行多个部门共同努力解决，针对投诉事项的调查核实、取证回复、上报监管机构等多个环节，涉及行内多个业务系统，相关征信信息报送系统、客户信息采集系统短时间内较难完成调查取证，部分信息无法直接提取，需要向商业银行的上一级管理机构申请调取，相关答复的时效性影响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工作效率。（三）过度维权与恶意投诉现象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金融消费者开始注重个人信用报告记录的信息，对信用报告中展示的每一项信息高度关注，部分投诉人受一些负面思想影响，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错误认识，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接入机构，反复多次对同一问题向监管机构申诉，达到施压商业银行为其删除逾期记录的目的，以及社会上一些金融黑灰产“征信修复、征信洗白”代理投诉，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维权、恶意维权现象。二、个人征信投诉激增的深层原因剖析近年来，个人征信投诉数量呈上升趋势，投诉内容多样化，给征信工作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带来了较大挑战，在与信息主体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中，产生投诉的主要原因涉及以下方面：（一）银行内部运营与管理因素1.数据源头质量瑕疵。客户信息采集、录入环节存在疏忽或错误，信贷业务系统与征信报送系统对接不畅或逻辑错误导致信息，报送不准确。2.业务流程执行不规范。未严格落实征信查询和报送的“事前授权”要求，或授权流程存在瑕疵，引发信息主体对数据采集合法性的质疑。对不良信息的告知义务未能有效履行，导致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报不良记录。贷款到期还款提醒不及时、不充分，导致部分客户因疏忽造成非恶意逾期。3.内部沟通协调不畅。征信投诉处理涉及前中后台多个部门，职责边界不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协调效率低下，导致调查核实周期长、反馈不及时。4.员工专业素养不足。一线业务人员对征信法规、业务流程、数据逻辑理解不深，对客户的咨询解释不清或存在误导，甚至操作失误，埋下投诉隐患。（二）信息主体认知与行为因素1.征信知识匮乏与认知偏差。部分信息主体对征信体系运作机制、个人信用报告的构成、不良信息的报送规则及保存期限等缺乏基本了解。存在“信用记录可以随意修改”“所有负面信息都能删除”等错误认知，对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出不合理诉求。2.对信用记录的敏感性及维权意识增强。随着“信用社会”建设深入，个人信用报告在贷款、就业、消费等多场景应用广泛，信息主体对其信用记录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显著提高，一旦发现报告中的任何疑问或负面信息，维权意愿强烈。3.非理性维权与“搭便车”心理。受“闹大才解决”的错误观念影响，部分投诉人倾向于采取反复投诉、升级投诉甚至威胁性投诉等方式向银行施压。此外，部分人受金融黑灰产宣传蛊惑，认为通过代理投诉能更容易达到修复征信的目的。4.信息更新滞后。部分信息主体在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等关键信息变更后，未及时主动通知银行更新，导致银行报送的信息与实际不符。（三）外部环境因素1.金融黑灰产的恶意煽动与产业化运作。社会上出现大量以“征信修复”“征信洗白”为幌子的非法中介机构。他们利用信息主体急于消除不良记录的心理，编造理由、伪造材料、教唆甚至代理信息主体进行恶意投诉，批量发起格式化、标准化投诉件，干扰银行正常经营秩序，是导致投诉量激增和复杂化的重要原因。2.征信应用场景的深度拓展。个人征信报告的应用已从传统的金融信贷领域扩展至租赁、求职、出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覆盖主体扩大，使得征信记录的影响力倍增，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引发投诉。3.监管环境趋严与投诉渠道便捷化。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对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日益重视，投诉渠道更加畅通便捷，客观上降低了投诉门槛，但也可能被过度利用。4.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经济波动时期，部分人群还款能力下降导致逾期增多，对信用记录修复的需求随之上升，也间接推高了相关投诉量。三、个人征信投诉治理优化路径随着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面临的征信业务风险愈发严峻。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得妥善与否关系到每位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无论投诉的真实性如何，商业银行都应给予充分重视，在处理个人征信投诉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客户合法权益保护的原则，不折不扣地落实人民银行征信业务管理要求，积极开展调查、核实、取证、回复等处理工作，要切实保护信息主体信息安全，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一）完善征信投诉处理机制。《征信投诉处理规程》对征信投诉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投诉申请、处理、答复、终止告知等相关条款进行了阐释，为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基础。商业银行作为征信投诉的直接责任者，应当建立健全征信投诉处理机制：应当建立面向客户的个人征信业务咨询窗口，提高对客户征信服务的精准度，避免因业务人员解释不清或解释错误引发客户不满，造成二次投诉；还应建立征信投诉处理工作机制，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征信投诉的受理与反馈，实行专人专办，收到投诉后第一时间跟进处理，建立台账、有序推进，及时反馈。（二）畅通客户征信维权通道。面对个人征信方面的投诉，银行机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客户权益。银行应设立专门的征信客服团队，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减少因解释不清或错误引发的客户不满。通过专人负责制确保快速处理投诉，并建立详细记录和反馈机制。以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为着力点，立足实际，就地解决矛盾，对投诉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归属专业或业务发生机构进行确认。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解决客户征信问题，以完善征信投诉处理流程。各级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应协助做好与征信投诉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工作，帮助消费者了解正确的征信维权渠道，增强信息主体守信意识、信息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三）做好源头治理以压降征信投诉。商业银行应当做好征信数据源头治理工作，规范征信查询事前授权及不良信息告知制度。在办理个人贷款、信用卡等业务时，做好客户身份认证核验、授权签署等工作，尽到重点提示义务，严格规范授权。做好贷款到期前的还款提醒工作，有效避免客户由于疏忽造成的非恶意逾期。切实履行好不良信息告知义务，在向征信系统报送不良信息前，予以提醒。牢牢守住源头治理关，从源头上做好引导和公开工作。严禁因迫于压力而删除准确无误的不良信息。（四）做好征信宣传教育工作。商业银行应当持续开展有温度、有广度、有力度的征信宣传。依托“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重点围绕大学生、老年客户群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征信宣传，普及征信知识，解读个人征信报告，解答征信疑惑，着力营造“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良好氛围。（五）加大征信权益保护工作力度。商业银行应当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作为征信权益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措并举织密征信权益“保护网”。认真落实新修订的《征信投诉办理规程》，扎实做好投诉处理，维护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建立线上征信维权沟通平台，推动征信投诉矛盾前置化解。个人征信投诉的爆发式增长及其呈现出的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甚至恶意化特征，已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征信管理工作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究其根源，是银行内部运营管理存在不足、信息主体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以及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投诉处理工作的繁琐性与专业性要求，更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商业银行应不折不扣地履行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监管部门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数据质量、打击恶意投诉，维护征信体系的公平性、公正性，才能有效化解矛盾，降低征信投诉，实现征信工作高质量发展。 工行通化分行郭惠敏
2026-07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核心方向，我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绿色经济、低碳发展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线。绿色金融作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优化生态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金融工具，是金融体系顺应时代发展、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调研背景与目的银行业作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等绿色金融业务的核心供给方，在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基建、碳减排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强力引导下，我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体系逐步丰富、服务模式持续创新。但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初期，银行业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市场环境、业务能力等方面的瓶颈，发展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次调研立足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宏观态势，全面梳理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成效，深度剖析行业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制约因素，系统探究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策略，为银行业加快绿色金融布局、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思路。二、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宏观现状（一）政策支撑体系日趋完善，发展导向清晰明确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构建起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央行、监管部门、财政部门陆续出台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管理办法、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绿色金融标准、业务规范、监管要求；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定向降准、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为银行业提供低成本绿色金融资金；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降低银行业绿色金融业务成本与风险；建立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机制，将绿色信贷投放、绿色金融服务成效纳入银行业监管考核，压实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主体责任，形成“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市场运作”的发展格局。（二）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持续扩张，信贷投放稳步增长银行业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政策，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整体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绿色信贷作为核心业务，余额连年大幅攀升，信贷资金精准投向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生态修复、资源循环利用、碳减排等绿色低碳领域，有效支撑绿色产业、低碳项目发展；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创新业务稳步推进，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成为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越来越多银行将绿色金融纳入长期发展战略，成立专门绿色金融部门、事业部，专业化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布局。（三）绿色金融标准逐步统一，业务规范化水平提升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核心业务标准逐步统一、规范。银行业严格对照国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信贷统计口径，明确绿色金融业务支持范围、认定标准、操作流程，有效解决此前业务界定模糊、统计不规范等问题；银行内部逐步建立绿色金融业务审批、风控、核算、考核全流程规范体系，业务运作愈发专业、规范，绿色金融业务质量稳步提升。（四）产品服务创新持续推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银行业围绕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多元化需求，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在传统绿色信贷基础上，创新推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排污权质押贷款、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项目收益债券、ESG理财产品、碳减排票据等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覆盖绿色产业全链条、全场景融资需求；服务模式不断优化，推行绿色项目专属审批通道、一站式绿色金融服务、绿色客户专属服务方案，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效率；服务领域从传统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逐步向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农业、低碳交通、碳减排交易等多领域延伸，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五）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融入银行业经营管理全过程，银行业社会责任意识持续增强。各大银行纷纷将绿色金融作为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业务发展中坚守绿色理念，严控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信贷投放，加快退出落后产能项目，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加强自身绿色运营，推进网点绿色改造、数字化办公、低碳运营，践行绿色发展责任，形成“金融赋能绿色产业、自身践行绿色发展”的双向格局。三、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发展面临的宏观瓶颈（一）绿色金融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风险收益失衡当前银行业发展绿色金融仍以政策驱动为主，市场驱动、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核心瓶颈在于风险与收益不匹配。一是绿色产业项目周期长、回报慢，绿色金融业务资金占用量大、收益见效慢、盈利空间有限，银行业短期经营效益提升不明显，主动布局积极性不足；二是绿色项目技术门槛高、政策不确定性大、市场风险高，部分绿色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项目盈利稳定性不足，信贷违约风险相对较高，银行风控压力大；三是绿色金融外部风险补偿、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覆盖面有限、力度不足，银行承担风险与获得收益不匹配，进一步制约业务发展动力。（二）绿色金融标准与风控体系仍不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风险防控体系存在短板，制约业务规范发展。一是绿色金融标准执行存在差异，虽然国家统一了基础标准，但部分细分领域、创新业务的绿色认定标准不够细化、明确，银行在业务实操中界定难度大，易出现标准执行不一、业务认定偏差等问题；二是绿色风控体系不健全，绿色金融风险兼具金融风险与环境风险、社会风险，风险识别、评估、处置难度大，银行缺乏专业的绿色风控模型、评估工具，环境风险量化分析能力不足，难以精准防控复合型风险；三是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绿色企业、项目环境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完整、不及时，银行难以精准掌握项目环境风险，加大风控难度。（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问题突出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滞后于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是产品结构单一，仍以传统绿色信贷业务为主，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碳金融等创新业务规模偏小、发展缓慢，无法满足绿色产业多元化、多层次融资需求；二是产品创新同质化，各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功能、模式、流程大同小异，缺乏针对不同绿色产业、不同类型项目、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定制化、专属化产品，产品特色与竞争力不足；三是产品适配性不强，针对中小微绿色企业、初创型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供给短缺，此类主体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四）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与配套机制不健全绿色金融市场生态不完善，配套支撑机制存在短板，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一是绿色金融市场主体单一，过度依赖银行业信贷支持，保险、证券、基金、担保等金融机构参与度不足，多方协同服务体系尚未建立；二是绿色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绿色企业信用信息、环境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不健全，银企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三是碳交易市场、绿色权益交易市场不够成熟，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绿色权益交易、质押、估值机制不完善，绿色权益变现难度大、流通性不足；四是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统一的绿色金融信息平台、碳核算平台、风险监测平台尚未完全建立，业务运营效率偏低。（五）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明显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城乡、区域差距显著。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核心城市，绿色产业基础好、政策支持力度大、金融资源充足，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布局早、发展快、规模大、创新活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滞后、金融资源匮乏、政策配套不足，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布局缓慢、规模偏小、产品单一，农村绿色金融服务尤为薄弱，难以适配乡村绿色发展、生态振兴的金融需求，拉低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四、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发展的宏观策略（一）强化政策激励与风险补偿，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构建政策激励与风险平衡机制，推动绿色金融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一是加大政策激励力度，优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再贷款覆盖面与投放力度，为银行提供低成本长期资金；完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政策，提升银行绿色金融业务收益空间；二是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绿色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绿色信贷不良贷款给予适度补偿，降低银行风险损失；三是深化绿色金融考核导向，提高绿色金融业务监管考核权重，强化正向激励，引导银行主动加大绿色金融资源投入。（二）完善标准与风控体系，夯实规范发展基础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与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业务合规、稳健发展。一是细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结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完善细分领域、创新业务绿色认定标准，统一业务统计、核算、披露规范，推动银行标准化、规范化开展业务；二是构建专业化绿色风控体系，建立融合金融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的综合风控模型，提升环境风险量化评估、精准防控能力；三是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强制要求绿色企业、项目规范披露环境信息，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四是加强绿色金融全流程风控，严格落实绿色项目准入、审批、投后管理、风险处置全流程管控，严控业务风险。（三）深化产品服务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供给立足绿色产业多元化需求，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升级。一是优化产品结构，在做强绿色信贷核心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碳金融、绿色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构建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二是推进定制化产品创新，针对不同绿色产业、中小微绿色企业、乡村绿色项目，推出专属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弱化抵押物依赖；三是创新服务模式，开辟绿色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一站式、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四是拓展服务场景，将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制造业转型、民生工程相结合，扩大服务覆盖面与适配性。（四）健全市场配套机制，优化绿色金融生态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与配套机制，构建多方协同的良好生态。一是丰富市场参与主体，推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担保、评级机构深度参与绿色金融市场，建立“信贷+债券+保险+担保+基金”多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完善绿色权益交易市场，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等绿色权益估值、交易、质押、变现机制，提升绿色权益流通性；三是加强绿色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企业环境信用、金融信用信息，建立统一的绿色信用评价、共享机制；四是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搭建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信息平台、碳核算平台、风险监测平台，提升业务运营效率。（五）统筹区域均衡发展，补齐城乡发展短板推动绿色金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质效。一是加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地区绿色金融资源倾斜，引导银行优化绿色金融布局，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下沉；二是贴合区域绿色发展需求，针对性开发区域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支持地方绿色产业、乡村生态振兴、农村环境治理；三是加强区域协同联动，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资源、技术、人才共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四是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加大农业绿色生产、乡村生态修复、农村清洁能源等领域金融支持，补齐农村绿色金融短板。（六）坚守绿色发展理念，践行金融社会责任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与自身绿色运营协同发展。一是持续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金融深度融入银行长期发展战略，贯穿业务全流程，坚定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助力产业绿色转型；二是推进银行自身绿色运营，加快网点绿色改造、数字化低碳运营，减少自身碳排放，践行低碳责任；三是加强绿色金融宣传普及，提升企业、社会公众绿色金融认知与绿色发展意识，营造良好的绿色金融发展社会氛围。五、调研结论绿色金融是银行业顺应国家“双碳”战略、服务绿色发展、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已进入快速发展期，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创新稳步推进，但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标准风控不完善、产品创新滞后、专业人才短缺、市场生态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诸多瓶颈，长效发展基础仍须夯实。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产品创新与风控合规相结合、专业赋能与生态优化相结合，从政策激励、体系完善、产品创新、人才建设、市场配套、区域均衡等方面全方位发力，破解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激发发展活力。唯有构建起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赋能绿色发展的核心作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工行通化分行刘政赫
2026-06
当前，以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自媒体账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全面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滞后、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格局，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即时化、碎片化、全民化。银行业作为关乎国计民生、与社会公众利益高度绑定的金融行业，其服务质量、业务流程、产品合规、员工言行、政策调整等每一个环节，都极易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环境下银行业负面舆情传播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发酵路径更隐蔽、舆论引导难度更大，单一网点的服务纠纷、个别业务的合规问题、一则未经证实的金融谣言，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全网热议，直接冲击银行品牌声誉、客户信任度，甚至引发区域性金融信任危机，对银行稳健经营、行业形象乃至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一、新媒体环境下银行业舆情核心特征（一）传播即时性强，处置窗口期大幅缩短。新媒体平台信息发布无需审核，一经传播、实时扩散，银行业负面信息一旦在社交平台、短视频渠道发布，能在数小时内突破地域、圈层限制，形成大范围传播。传统舆情“黄金4小时”处置原则被不断压缩，部分舆情在1-2小时内即可快速发酵，若银行未能第一时间察觉、响应、处置，极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导致舆情持续升级。（二）传播主体多元，舆情源头难以把控。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客户、自媒体博主、网络大V、普通网民等都可成为舆情发起者。舆情不再局限于正规媒体报道，客户随手发布的服务吐槽、网点现场视频，自媒体断章取义的解读、未经证实的谣言，都能成为舆情导火索。且舆情发布具有隐蔽性，部分信息通过匿名账号、私域流量传播，前期排查、源头管控难度极大。（三）舆情内容碎片化，易引发情绪化发酵。公众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的银行业相关信息，多以简短文字、片段视频、片面表述为主，缺乏完整事实依据。同时，金融服务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负面信息容易激发公众共情心理，引发情绪化、非理性评论，进而形成舆论对立，简单的业务纠纷、服务投诉容易被放大为行业性问题，增加舆情引导难度。（四）风险传导性强，易引发连锁反应。银行业舆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传导性，单一机构、单一业务的负面舆情，不仅会影响涉事银行自身，还可能波及整个行业声誉；部分涉及金融安全、资金安全的舆情，若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客户恐慌，出现集中取款、业务退单等问题，触碰金融稳定底线，舆情风险极易转化为实际经营风险。（五）舆情留存持久，后期修复难度大。新媒体平台信息具有可转发、可保存、可回溯的特点，负面舆情即便短期内得到平息，相关信息仍会长期留存于网络平台，后续一旦出现类似事件，旧舆情极易被重新翻出、二次发酵，持续影响银行品牌形象，后期声誉修复、客户信任重建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二、当前银行业舆情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舆情管理意识薄弱，全员防控理念缺失。部分银行机构管理层重业务发展、轻风险防控，将舆情管理简单等同于“负面信息处理”，未将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新媒体舆情的危害性、复杂性认知不足。基层员工普遍缺乏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日常服务中不注重言行规范、服务细节，面对客户质疑、投诉时应对不当，容易激化矛盾；部分员工对身边的舆情风险隐患敏感度不足，不懂得及时上报、规避，导致小问题演变为大舆情。同时，舆情管理工作多由办公室、宣传部门兼职负责，未形成全员参与、全流程防控的工作格局，各业务部门与舆情管理部门协同不足。（二）舆情监测体系不完善，预警能力不足。一是监测范围存在盲区，多数银行舆情监测仍聚焦于传统新闻网站、官方平台，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微信群、朋友圈、小红书等新兴新媒体平台监测覆盖不足，大量隐性舆情、小众平台舆情无法及时捕捉；二是监测手段相对落后，多依赖人工排查、第三方简单监测，缺乏智能化、精准化的舆情监测工具，对模糊性、碎片化、隐性负面信息识别能力较弱；三是预警机制不健全，未建立分级分类的舆情风险预警标准，对舆情风险等级判断不准确，早期风险信号无法及时预警，导致舆情处置陷入被动。（三）舆情处置机制不健全，应对能力薄弱。一方面，舆情处置流程不规范，缺乏标准化、全流程的处置预案，面对突发舆情时，存在响应不及时、信息上报滞后、部门推诿扯皮、处置措施单一等问题，部分机构一味采取“删帖、压制”的粗暴方式，反而引发公众反感，加剧舆情升级；另一方面，舆情回应专业性不足，官方回应内容生硬、滞后，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不熟悉新媒体传播语境和沟通技巧，无法有效引导舆论、澄清事实。此外，基层机构舆情处置权限不足，重大舆情需层层上报审批，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四）专业人才队伍缺失，管理能力滞后。银行业普遍缺乏专职、专业的舆情管理人才，现有工作人员多为兼职，未接受过系统的新媒体舆情管控、声誉风险管理、应急处置、媒体沟通等专业培训，对新媒体传播规律、舆情研判技巧、应急话术撰写等专业能力不足。同时，银行内部缺乏常态化的舆情应急演练，面对突发复杂舆情时，工作人员应对慌乱、处置失当，无法高效化解舆情风险。（五）舆情复盘与长效防控缺失。多数银行机构存在“重处置、轻复盘”的问题，舆情平息后，未及时开展全面复盘分析，未深入梳理舆情爆发根源、处置环节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无法形成闭环管理。同时，未建立舆情案例库、风险防控台账，对同类舆情隐患未提前排查整改，导致同类舆情反复发生，未能从源头防范舆情风险，长效防控机制尚未建立。三、新媒体发展形势下银行业舆情管理优化对策（一）强化思想引领，树立全员舆情防控理念。一是提升管理层重视程度，将舆情管理纳入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和年度重点工作，明确舆情管理工作目标、责任分工，加大资源投入，构建“高层重视、部门协同、基层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全员舆情风险意识，通过专题培训、案例宣讲、日常宣传等方式，普及新媒体舆情风险知识，让全体员工认清舆情危害，树立“人人都是舆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规范日常服务言行，主动规避舆情风险；三是健全责任考核机制，将舆情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岗位绩效考核，明确责任追究标准，倒逼全员落实舆情防控责任。（二）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实现舆情早发现早预警。一是拓宽舆情监测范围，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监测网络，将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自媒体账号、私域流量池等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实现全平台、全渠道舆情监测；二是升级监测技术手段，引入智能化舆情监测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负面信息自动抓取、语义分析、风险研判，提升隐性舆情、苗头性舆情识别能力；三是健全分级预警机制，根据舆情影响范围、风险等级、传播态势，建立红、黄、蓝三级预警机制，明确不同等级舆情的上报流程、处置时限、责任主体，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三）规范舆情处置流程，提升应急应对能力。一是制定标准化应急处置预案，结合银行业务特点和舆情类型，针对服务投诉、产品纠纷、网络谣言、员工负面信息等不同场景，制定可操作、可落地的处置流程，明确响应时限、信息发布、沟通话术、部门协同等要求，确保舆情发生时快速响应、规范处置；二是优化舆情回应方式，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高效”的原则，熟悉新媒体沟通语境，用通俗易懂、真诚务实的语言回应公众关切，主动澄清事实、化解误会，杜绝拖延、敷衍、粗暴处置；三是赋予基层机构适当处置权限，简化重大舆情上报审批流程，建立应急处置绿色通道，提升一线处置效率，牢牢把握舆情处置主动权。（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专业管理基础。一是组建专职舆情管理队伍，配备专业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复盘等全流程工作；二是开展常态化专业培训，围绕新媒体传播规律、舆情研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媒体沟通话术、法律法规等内容，定期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三是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定期模拟各类突发舆情场景，开展跨部门协同处置演练，提升团队应急响应、协同配合、实战处置能力；四是建立外部专家智库，聘请媒体、公关、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五）健全复盘整改机制，构建长效防控体系。一是建立舆情复盘制度，每一起舆情处置完毕后，及时开展全面复盘，深入分析舆情暴发根源、处置流程短板、改进方向，形成复盘报告，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部门、完成时限；二是搭建舆情案例库，收集整理行业内及自身典型舆情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舆情处置提供参考；三是强化源头风险防控，针对舆情暴露出的业务短板、服务漏洞、管理问题，全面开展排查整改，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完善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舆情隐患；四是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依托新媒体平台主动发布金融知识、服务举措、正面事迹，塑造良好品牌形象，提升公众信任度，对冲负面舆情影响。（六）强化内外协同联动，形成舆情防控合力。对内，建立舆情管理部门与业务、风控、合规、基层网点等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舆情信息共享、风险共防、处置联动，形成全流程防控链条；对外，加强与监管、网信、公安、主流媒体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处置、谣言打击机制，主动争取专业指导和支持，及时遏制不实信息传播，共同维护良好金融舆论环境。四、结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既为银行业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服务影响力提供了新机遇，也让舆情风险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前，银行业舆情管理工作仍存在意识薄弱、体系不完善、处置能力不足、人才匮乏等突出问题，若不及时优化改进，极易引发重大声誉风险，影响银行稳健经营和金融行业稳定。面对新形势，银行业必须转变传统舆情管理理念，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以完善制度体系为核心，以强化技术支撑为保障，以提升队伍能力为基础，以全流程闭环管理为抓手，构建“事前精准预警、事中高效处置、事后复盘整改”的全链条舆情管理体系。同时，坚持全员参与、内外协同、源头防控，全面提升舆情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化解各类舆情风险，维护银行品牌声誉和客户信任，为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的舆论环境。工行四平分行赵胜男
2026-05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犯罪已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环境犯罪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0亿至281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犯罪产业。在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犯罪分子开始将环境犯罪所得与绿色金融工具相结合，催生了“洗绿式洗钱”这一新型洗钱模式。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社会公平性构成威胁。本文聚焦“洗绿式洗钱”的核心特征、运作模式及风险，旨在为反洗钱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操借鉴。一、环境洗钱犯罪的核心概念界定1.1环境洗钱的定义环境洗钱是指犯罪分子将非法采矿、走私濒危物种、非法砍伐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金融工具或商业活动伪装成合法资金的行为。与传统洗钱不同，环境洗钱的上游犯罪直接指向生态破坏行为，其资金洗白过程往往与“绿色产业”绑定，具有更强的迷惑性。1.2“洗绿式洗钱”的内涵与演化“洗绿式洗钱”是环境洗钱的高级形态，特指犯罪分子通过设立表面从事环保事业、可再生能源或可持续农业的实体，将环境犯罪所得注入其中，借助“社会责任”标签掩盖资金非法来源的行为。这一模式的兴起，与全球绿色金融政策红利密切相关，各国对绿色项目的补贴、税收优惠及监管宽容，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伞”。二、环境洗钱犯罪的主要特征2.1伪装性：“社会责任”标签下的隐蔽性犯罪分子在洗钱手段上愈发隐蔽且具有迷惑性，尤其擅长借助全球“绿色发展”的时代趋势，通过注册环保科技、生态农业、清洁能源开发等绿色概念类公司，将环境犯罪、非法交易等活动产生的黑钱，精心包装成“绿色投资收益”，以此规避监管审查。更具欺骗性的是，这类伪装完全契合各国对环保产业的政策导向，政府为鼓励绿色经济发展，往往会在税收减免、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而这种政策红利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以“响应绿色发展号召、投身环保事业建设”的名义开展经营，这不仅能弱化监管部门的审查力度，还能凭借“绿色企业”的身份掩盖其非法资金流转的真实目的。2.2复合性：环境犯罪与金融犯罪的深度交织环境洗钱绝非孤立存在的单一犯罪行为，而是一套环环相扣、分工明确的“环境犯罪—资金转移—合法化”复合链条，其运作逻辑兼具极强的隐蔽性与系统性，从上游的非法获利，到中游的跨境流转，再到下游的洗白增值，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一条完整且闭环的犯罪利益链。上游环节聚焦各类破坏性生态犯罪活动，是整个洗钱链条的“资金源头”，涵盖非法采矿、盗伐珍稀林木、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捕捞、违规排放工业污染物等多种行为。这些活动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无视各国的生态保护法规与国际公约，赚取巨额非法利润。中游环节承担着“资金摆渡”的关键作用，犯罪分子会借助复杂的金融工具与隐蔽的交易渠道，对非法资金进行“漂白前处理”。地下钱庄、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跨境虚假贸易是这一环节的核心载体：地下钱庄利用不受监管的资金兑换与转移网络，实现非法资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划转；空壳公司则凭借无实际经营业务、股权结构复杂、信息披露不透明的特点，模糊资金的真实流向；而跨境虚假贸易则通过伪造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将非法资金伪装成正常的贸易结算款。下游环节是实现非法资金“洗白”的最终步骤，犯罪分子通常会瞄准政策鼓励、社会认可度高的领域，将“脏钱”转化为看似合法的资产或收益，绿色项目投资、碳交易、生态农业、文旅开发等领域成为其主要目标。2.3跨国性：犯罪网络的全球扩散环境犯罪的跨国性，从根源上决定了环境洗钱行为的全球传导特征，这种传导并非简单的资金跨境转移，而是借助复杂的金融网络和商业伪装，实现非法收益的“洗白”与流转，其链条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不同类型的监管体系，隐蔽性极强。以非洲非法钻石开采为例，部分武装势力或非法开采团伙为获取利益，无视当地生态保护法规和原住民权益，通过破坏性开采手段掠夺钻石资源，这些未经合法备案的交易所得资金，会先流入迪拜的离岸公司，利用当地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通道以及匿名持股制度，模糊资金的初始来源；随后，这些“脏钱”会被拆解为多笔小额资金，通过多层股权嵌套、跨境贸易虚假结算等方式，逐步注入欧洲的风电项目，打着“绿色投资”的旗号，摇身一变成为看似合法的清洁能源投资款，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属性，还能借助项目收益实现资本增值。这种横跨多国的资金流动模式，使得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规则、环境犯罪认定标准存在差异，部分国家的离岸金融体系存在监管漏洞，为洗钱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跨国资金的多环节中转，导致资金源头追溯难度极大，即便某一国家发现可疑交易，也难以仅凭一己之力查清整个资金链条。2.4危害性：生态与金融的双重冲击环境洗钱的危害绝非单一维度的负面影响，而是呈现出生态破坏与金融紊乱相互交织、短期损害与长期风险叠加传导的显著特征，其破坏力远超环境犯罪或洗钱犯罪本身，对全球生态安全与金融秩序构成双重威胁。一方面，环境洗钱为各类破坏性环境犯罪搭建起稳定的资金循环渠道，成为助长非法行为蔓延的“罪魁祸首”。非法采矿、野生动物走私、盗伐林木、非法捕捞等活动，本身就需要巨额资金完成作案，通过隐蔽的资金转移与合法化手段，让犯罪团伙得以重新投入到新一轮的犯罪活动工具购置、犯罪网络搭建、跨境运输等环节。这种“犯罪获利—洗钱回流—扩大犯罪”的资金闭环，不仅会让环境犯罪的规模持续扩张、手段愈发隐蔽，更会加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退化，这些破坏作用会随着犯罪活动的常态化而不断累积，最终引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环境洗钱严重扭曲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逻辑，对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釜底抽薪式的打击。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是引导资金流向真正的环保项目，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但环境洗钱却利用绿色产业的政策红利与社会认可度，将非法资金伪装成绿色投资，涌入碳交易、光伏风电、生态农业等领域。这些虚假绿色项目往往缺乏实际的环保效益，仅靠伪造数据、虚构交易来制造盈利假象，却能凭借“绿色外衣”抢占大量优质资金资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致力于技术研发、生态修复的中小环保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难以扩大经营规模、推进技术创新。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直接导致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让绿色经济发展失去应有的活力与动力。2.5政策敏感性：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漏洞当前，全球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与探索完善的关键阶段，各国基于自身生态治理需求、产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可落地的国际标准框架。这种政策层面的“碎片化”与审核标准的“模糊化”，不仅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的跨境协同发展，更给“洗绿式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成为当前反洗钱与生态保护领域面临的突出难题。从政策设计与执行层面来看，各国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范围、准入条件、审核流程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绿色金融起步较晚、监管技术相对薄弱，政策制定往往侧重于鼓励产业发展，而对资金来源的合规性、项目的真实性核查缺乏细致考量。以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例，为快速推动新能源产业布局、降低传统能源依赖，部分发展中国家推出了高额的度电补贴、项目建设补贴等激励政策，但在补贴发放的考核机制上存在明显漏洞，仅以项目装机容量、设备投入等硬件指标作为补贴发放依据，而未将资金来源合法性、项目实际运营效益等纳入审核范畴。这种“重规模、轻实质”的考核导向，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通过注册空壳环保公司，虚构可再生能源项目立项材料，购置少量设备完成装机容量验收，便能顺利套取政府补贴；同时，将非法采矿、走私等环境犯罪所得资金，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公司账户，借助补贴发放后的资金流转，将黑钱伪装成“绿色项目收益”，实现非法资金的合法化洗白。更有甚者，部分虚假项目在套取补贴后便停止实际运营，仅通过伪造运维记录、虚构发电量数据维持表面合规，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补贴资源，又严重扰乱了绿色能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三、环境洗钱犯罪的典型运作模式3.1绿色项目伪装模式：以环保公司为载体的资金洗白以环保公司为载体是最常见的“洗绿”模式，犯罪分子会瞄准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政策扶持的绿色赛道，注册成立空壳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备齐表面合规的立项文件与资质手续，却无实际运营团队和技术能力。他们将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账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项目账户，再通过签订虚假设备采购合同、虚增工程建设与运维开支、伪造能源购销流水等方式，人为制造项目持续盈利的假象，以此将黑钱洗白为看似合法的绿色投资收益。3.2碳交易套利模式：虚构减排项目的资金循环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品种日趋多元，碳信用额度的核算规则与流转机制的复杂性，也逐渐被犯罪分子盯上并利用，成为新型的洗钱通道。他们通常先虚构林业碳汇造林、工业废气减排等虚假项目，伪造项目备案文件、减排量核查报告、监测数据等全套合规材料，再通过贿赂或串通第三方机构获取虚假认证；随后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关联公司，通过参与碳信用交易，将黑钱转化为合规的碳信用额度收益，最终在频繁的交易流转中完成资金合法化，整个过程隐蔽性极强，难以被常规监管手段识别。3.3跨境嵌套转移模式：离岸架构下的资金跨境洗白犯罪分子精准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宽松的监管政策与信息保密制度，特意在相关地区设立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搭建起复杂的跨境资金流转网络。他们先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划转、虚假贸易结算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离岸公司账户；再以“绿色产业投资”“清洁能源项目合作”等合规名义，将资金回流至目标国家的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项目中。这种模式借助离岸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彻底割裂资金与上游环境犯罪的直接关联，大幅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与执法机构的资金追踪难度，让非法资金得以披着“绿色投资”的外衣完成合法化洗白。3.4可持续农业掩盖模式：非法伐木资金伪装成农业收益在东南亚、南美等林业资源富集的地区，犯罪分子常以可持续农业开发为幌子，洗白非法伐木带来的巨额非法资金。他们会专门设立棕榈油、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公司，备齐完整的项目审批手续与土地承包文件，营造出合规经营的表象；随后将木材盗伐、走私所得的黑钱，通过分散划转、地下钱庄中转等隐蔽方式注入种植园账户，伪装成项目启动资金与运营资本。在日常运作中，犯罪分子通过虚构农产品产量数据、伪造购销合同、开展非公允关联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种植园盈利的假象，将非法资金洗白为看似合法的农业经营收益，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源头，还能借助农业项目的政策红利降低监管审查力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与金融秩序。四、环境洗钱犯罪的风险传导与危害4.1对金融体系的风险首先是信用风险累积，金融机构若向虚假绿色项目提供贷款，可能面临资金违约风险。比如，银行向虚构的发电项目发放贷款后，项目因洗钱曝光而破产，导致贷款全额损失；其次是市场扭曲风险，大量黑钱涌入绿色金融市场，可能推高绿色资产价格，引发泡沫。比如，虚假碳汇项目的泛滥可能导致碳信用额度供过于求，破坏市场定价机制；最后是声誉风险扩散，金融机构若卷入环境洗钱案件，将面临监管处罚与公众信任危机。某国际大型银行曾因涉及非法采矿资金清洗被罚款超10亿美元，其社会责任形象严重受损。4.2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犯罪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具有长期性、不可逆性和扩散性，这类犯罪行为如非法排放污染物、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等，既会直接摧毁动植物栖息地，导致物种濒危或灭绝，打破了食物链和生态链的稳定，引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体富营养化等连锁反应，也会让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后长期残留并迁移扩散，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通过土壤渗透、生物富集作用影响农产品安全，削弱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还可能诱发有毒气体泄漏、雾霾、酸雨、土壤板结等次生灾害，加剧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降低生态环境的抗灾能力。五、商业银行对环境犯罪的防范举措5.1.前端风险准入：筑牢客户与项目的合规防线商业银行需针对绿色产业客户建立专项准入标准，将环境合规性核查纳入客户尽职调查的核心环节。对光伏、碳汇、生态农业等易被“洗绿”利用的领域，重点穿透核查项目环保审批文件、绿色资质认证的真实性，追溯最终受益人及资金源头，同时结合地域（如东南亚林业区、离岸金融中心）、行业风险特征划分客户风险等级，对高风险主体实施严格的准入限制与强化审查，从源头杜绝虚假绿色项目与非法资金流入。5.2后端监测处置：构建异常交易识别与协同处置机制商业银行要搭建绿色业务专项反洗钱监测模型，嵌入项目资金拨付节奏、行业现金流特征等关键参数，明确“洗绿”典型场景的可疑识别指标，如资金大额快进快出、关联企业无实质交易划转、项目收益与实际运营数据不匹配等。同时建立内部部门协同与外部跨部门联动机制，对监测发现的异常线索快速核查，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并与环保、司法机关共享信息，配合跨境协查工作，实现对环境洗钱行为的精准识别与全链条处置。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李雯婷
2026-04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金融脱媒”的推进，以及“强监管、去杠杆、紧约束”的政策环境，银行业的盈利空间也在持续缩小，因此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的要求，加快银行业自身的转型发展，既能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更是银行业能够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网点作为商业银行内部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单元和渠道，能够直达客户。在数字化经济时代，顺应数字化潮流并实现转型，迫切需要通过网点转型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以适应社会环境的新变化，这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步。一、商业银行网点现状特征（一）柜面业务量减少，网点布局不合理随着网点功能的转型，在缩减网点数量的同时，各家商业银行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对网点布局进行调整，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网点进行撤并、改造、升级。但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网点布局仍然存在“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特点，即在城市中心区网点密集，存在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现象；偏远地区则网点稀疏，供给不足明显。（二）网点费用成本增加，营收贡献度缩水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网点的营业场所、人力配置、设备更新等费用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成本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受经济形势、利率及客户金融习惯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网点创收增速明显减慢，网点的总体趋势为利润增速远低于成本增速，因此网点收入对银行整体盈利水平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三）网点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网点产品同质化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的性质、功能、目标客户群定位、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产品的发展仅停留在复制和模仿的阶段，而缺乏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品。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种类繁多，但各商业银行推出的产品功能、服务内容相差不多，同质化加剧，创新能力比较薄弱。二、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必要性（一）功能细分定位数字化时代，尽管网点不再是银行业务办理的主要渠道，但仍是银行经营的基本单元和前沿触角，网点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网点应重点完善营销、服务体验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优势，塑造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满意度。1.营销功能。需要提升网点精准营销能力。以多渠道营销服务流程优化为突破点，通过建立智能营销平台，实现多渠道营销活动管理，将传统线下渠道和线上电子渠道进行无缝衔接。通过线下渠道对接线上平台，筛选产品信息，打造网点数字货架，提高营销精准度，增强客户粘性。2.服务体验功能。商业银行网点转型后应侧重提供线上渠道，难以实现的差异化和特色化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充分发挥网点的服务体验功能。这样客户在遇到线上渠道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能够在网点获得有效帮助，如此会给客户带来良好的体验及感受。3.客户关系管理功能。网点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建立的与客户相互信任与依赖的关系远远超过线上渠道，网点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强化其客户关系管理功能。尤其是在高净值客户关系维护方面，网点通过设立专业团队共同服务这类客户，能够提升高端客户粘性，抢占新业务的市场份额。（二）网点总量控制和布局调整根据内外形势，审慎发展新设机构，严格控制机构总量，重点通过优化存量结构满足新增网点需求。根据当地城市建设规划和重点经济区域变化，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营现状的分支机构，采取差异化的网点布局策略，可根据不同功能划分，避免“一刀切”。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借助数字化系统和设备，提高网点的智能化水平，推动网点建设运营向轻型化、智能化转型。1.轻型化。银行网点运营成本低，服务效能高且轻型化的特点，网点轻型化需要从网点硬件设备和人员配备两方面调整。首先要加大对自动柜员机的科技投入，打造全能自动柜员机，调整网点物理面积，控制成本；其次通过智能自助设备，网点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人工辅助、业务咨询、产品营销和客户维护等服务，因而可适当减少人员数量，优化网点劳动组合，降低人力成本。2.智能化。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带来了第四轮技术革命，也成为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基本动力。借助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对客户身份、交易信息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多重审核，提升管理能力为商业银行转型提供保障。三、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新路径（一）推动多渠道协同作业机制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快，对便捷、快速的业务办理渠道需求比较高，多渠道的发展模式要求一点切入、全程响应。在转变商业银行网点功能定位的同时，也对线上线下各渠道的联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在网点转型过程中，还应完善连接各渠道的协同运转机制，实现渠道间的流程、营销和服务协同联动。在流程协同方面，可建立多渠道接入的协同作业处理流程，推动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无缝对接的交易流程，为客户提供互动性强、体验度好的交易模式。营销协同方面，通过构建线下网点深度营销、线上平台直接营销和远程客服跟进营销的协同模式交叉引流，提升精准营销能力。在服务协同方面，构建“客户经理+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的协同服务体系，建立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沟通桥梁，实现信息共享，发挥网点和客服中心优势。（二）运用大数据，完善服务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对网点布局、业务重点等进行重新规划及调整。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将分散在各系统、各渠道的数据进行整合，建立提供统一数据支撑的数据池，实现用户各类信息的多渠道共享，为线上线下交叉营销提供支撑。在营销支撑方面，扩展大数据分析挖掘服务，通过建模锁定线上潜力客户，与此同时，将客户线上点击浏览等行为信息向线下营销人员传送，提示网点工作人员协助客户完成业务办理，提升渠道总销售量。（三）优化绩效考核体系随着功能定位的转型，商业银行网点也由利润中心逐渐转型为成本中心，尽管网点的利润贡献率降低，但其对商业银行产品推广和线上引流将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明确网点考核导向，注重网点分类考核，注重考核重点，强化考核结果应用，进行岗位差别化考核，提升考核的精细化程度。结合实际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在清晰界定核心职责基础上，通过考核评价，推动网点服务、销售、操作等岗位实现有效衔接和有机组合，提高网点人均效能，推动队伍梯度成长，依据考核结果，给予排名领先者在各领域资源配置的倾斜。（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推进网点智能化改造和轻型化建设，稳步压降网点及柜口总量，不断优化网点人员结构，积极探索厅堂异动服务模式。当前，银行的竞争是金融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数字时代不断需要新的人才，因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已迫在眉睫。1.多渠道人才培养相结合。对内应全面推进员工队伍建设，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知识储备；对外要打破地域限制，以核心城市为基础拓宽人才引进渠道。2.明确选人用人标准。打造学习型团队氛围，鼓励员工学习，通过加强内部宣传，提升全行员工的自我实现意识，打造奋斗者优先的用人环境。完善等级管理体系，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人才梯队，提升青年人才的选拔力度。3.建立人才培养体系。重视员工培训，持续加大员工培训投入，创造更多学习培训的机会，使员工培训常态化。加强后备人才库建设，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系统培养方案，明确职业发展规划，为后备人才提供学习锻炼机会。工行长春分行李龙男